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唱片公司做广告，关心你能使多少人学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圣希贤，化妆品的广告要使你羡慕浓妆艳抹，而非安于简单朴素。蒋经国呼吁大家“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而电视节目必须迎合视听之娱口腹之欲，节目和节目间竞争，电台和电台竞争，竞争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为制胜的武器。

就在这种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视”的编审组长。

英美的电台没有编审，只有编辑，黎总由香港请来的那位杜副经理，首先打听编审组是干什么的。编辑是技术工作，编审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检验节目内容。黎总由日本请来翁炳荣做节目部经理，翁先生对台湾的意识形态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单位帮他拿捏分寸，编审组的责任很大。

我到差以后才知道，节目部在电视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我签字。一天又一天过去，我发现“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鸿章在电视剧中的台词。）例如：

这年头人心不古！

这年头没有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