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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亲参加革命的年头而论，足以够得上是一名“老牌”的布尔什维克了。但他为什么没有去选择“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抑或说去做一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呢？我实在说不清这究竟是他的不幸，还是他的有幸，但有不少人确实替他惋惜过。

抗日战争期间曾经与父亲有过密切接触的吴祖光，是这样评价他的：“我深深感到白尘兄不仅是位话剧创作的大师，而且是个处理人事的高手。”他的“依据”是：当年剧团内的工作既繁琐又复杂，尤其是年青演员大量集中，随时都会出现纠缠不清的情感问题——“然而，无论有多么复杂，又无论有多少纠纷，一到了白尘那里，仅三言两语，任凭是三九严寒也立即化解为一片春阳。”为此，吴祖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常在想，假如白尘是处在一个政治环境里，大至于国家，他必定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尚是一名“小鬼”的剧作家刘川，也曾这样评价父亲：“他是一位忠心耿耿、有胆有识的组织家与活动家，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川所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一次正值午饭，敌人的飞机前来轰炸了，来不及逃跑的人们纷纷钻进了桌肚里或床铺下……飞机远去后，大家心有余悸地爬了出来，这才发现白尘老师仍然端着饭碗站在屋子中央。他笑嘻嘻地吆喝道：“过去啦，过去啦，都出来吃红烧肉吧！”可是再一看碗里，先前搛出的那一坨肉早已滚成黑泥团了！大家笑成了一片，可他却在一个劲地惋惜：“可惜啊，可惜，今天打不成‘牙祭’了！”刘川的结论是：“这时在我的脑子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意念：有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人来领导，剧社是绝对压不垮打不散的！”

抗战期间，父亲所担任的最大“官职”，就是中华剧艺社的秘书长了；而当时整个剧社的人加在一起，也不过二十来个。但是他处理人事的才干被吴祖光发现了，临危不惧的胆量被刘川发现了。他们都认为他具有“帅才”，甚至能当“治世之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