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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远远地回避着“从政”的道路，其中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原因——他明白自己的性格，尤其是性格中的单纯与率真，是根本不适宜做“治世之能臣”的。就连崔道怡在形容他的笑容中都有这样一句：“孩子样天真圣洁”，可见父亲的不谙世事已经同他的其他性格一样，早被周围的人们所熟知了。

父亲的“天真”的确如“孩子样”，足以让人生出既可爱又可叹的感觉。可爱之处，在于他那水晶般透明的心胸；可叹之处，则在于这样的透明竟为他的一生带来了众多的不幸。

早年的他固然是“少不更事”，竟不止一次地扮演过“侠客”的角色。他称自己是由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看多了，总是沉浸在“英雄救美”的幻想当中。

最早的一次还是他在读初中的时候。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了邻居郁大姐的遭遇——出嫁才三天，就被花花公子的丈夫给“休”回了娘家。于是十五岁的他萌生出了侠义之情，提起笔来给郁大姐写了一封劝其离婚的信——“……否则，长此蒙不白之冤，将受精神上无期徒刑之苦，所为何来？他浪子无情，你何必守义？请痛下决心，则回头是岸了！”落款处署上了大大的三个字：“不平人”。然而结果又如何呢？一群封建卫道士们围在一起大骂了起来：“这个写信的人也实在太缺德了，劝人离婚，这不明明害了人家姑娘么！”我很生气。对于郁大姐我充满同情，但绝非爱情。我的信是企图使她起来反抗旧礼教的压迫，结果反使她痛苦。我干的是好事还是蠢事？到底是害了人还是已经唤醒了她的灵魂？——她不是抱住了信在痛哭吗？——这就是年青时期的父亲，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好事还是蠢事！

人们都说“吃一堑，长一智”，父亲的这一“智”究竟是到什么时候才长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只清楚，他直至“而立之年”——即三十一岁时，还是没能长出这一“智”来。

这一年父亲单身一人住在重庆，无意之中又结识了一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女子喻某。喻的丈夫是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家中有儿有女，更有结发的“糟糠之妻”，而喻只是他“金屋藏娇”的一个“外室”。于是父亲又开始扮演“侠客”了——不过，这一次他更像是欧洲18世纪的骑士。

“你爱看书么？”

“你读过易卜生写的《娜拉》么？”

“勇敢地冲出束缚你的牢笼，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来吧！”

其结果，《娜拉》还没看完，“骑士”还没当上，父亲就被喻的丈夫连击了三枪，倒在血泊之中了……更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昏迷不醒时，喻竟然推翻了自己最初在法庭上的供词，以180度的大转弯，同意了她丈夫的指控！

这一次父亲所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小，“天真浪漫”的他终于有所觉醒了——“就为了吉诃德式骑士的幻想，使我义愤填膺，策马而前。不图遇到的却是风车，我倒下了……”

其实要论父亲的这一“性格悲剧”，这些故事仅仅是“小巫见大巫”——同他后来在政治道路上所遭遇的坎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世人都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父亲这辈子，竟“天真”到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生出个“防人之心”来！

那是“文革”结束后，我为父亲整理他的“牛棚日记”，发现1967年6月21日这天有这样一则记载：“……看严文井等人贴出的大字报。其中写到柯庆施对中央提意见，说不应由我编《人民文学》云。我与柯某从无接触，此语可能出自某公。而某公作此违心之语目的何在？忽然忆及当年由阎哲吾介绍他来上海投我事，不寒而栗！人之狠毒，其至此乎？只能存疑了。”

读罢这段文字，不知是喜还是气。父亲终于开始去琢磨自己屡遭厄运的缘由了，这应该是喜；但气的是，字里行间仍然是“可能”，是“存疑”，而且这一“存”，竟一直“存”到他离开人世，也没有再去搞它个水落石出！——严文井、张僖等人是他在北京工作时的老同事，一个电话就可以问明白的，他没有去打；于伶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封信也可以问清楚的，他同样没有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