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丧失。在仍然遵循旧文化的“祖”的培养下，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道德伦理秩序已经融入“父”们的灵魂中。而由于逃难和战争，安逸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的文化链条突然断裂，这时的“父”们有一个共性的焦虑：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他们惶恐、虚弱而又残忍、荒淫。《家》中的克定克安辈在“祖”的滋荫下，挥霍钱财、吸鸦片、打麻将、娶姨太太，同时又利用传统道德“忠、孝、信”为幌子对觉慧、觉民们肆意压制。而在《财主的儿女们》中，“父”根本没有出场，处于缺席地位。在新的环境下，“父”们没有合适的职业，也无法为自己定位，这种深深的失落感和空虚感表现在外便是竭力地铺张或对子辈虚张声势。这表明在20世纪初社会转型之时，父子纵向的文化承继性遭到破坏，家族连接的基本模式和家族生存的基本指向也受到质疑，它们预示着家族文化的式微。其实，“父”们应该说是这个时代最受打击的人，他们接受的是旧日文化，却要在新的时代存活，这种精神上的错位使他们没有归宿，只有沉沦和在沉沦中折磨自己的亲人，他们是时代转型时期必然的被遗弃者。

子辈叛逆。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家族主题的小说和其他题材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几乎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出走意识。包括那些具有强烈的负罪意识和承担意识的长子们。所谓的“家”是牢笼、腐朽、罪恶的代名词；出走，则意味着希望、光明。《家》中的觉慧、《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纯祖都怀着兴奋和热情的冲动，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走出家门，家族大厦的将倾是以子辈的出走为前提的。但是，也正是在如何描写青年出走后命运的问题上，作家的价值观念创作观念有了微妙的分歧。巴金对觉慧们的出走是乐观的，在《家》《春》《秋》里面，“家”里（黑暗）和“家”外（光明）的对立非常明显。应该说巴金也觉察到觉慧们思想革命的不彻底性，如觉慧对于鸣凤的死其实是有预感的，他很内疚，然而他很快用“国家”“事业”“革命”等代表更高价值取向的词语来为自己解脱，他的这种思想其实仍是高老太爷思想的翻版，即“群”“制度”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个人的利益则被忽略。但是巴金仍然更愿意倾力描写青年的激情和对国家危亡时刻的自觉关注，这是他的启蒙思想所决定的；与此相反，路翎却对青年出走后的命运进行了冷静而又悲哀的观照。在乡间漂泊的蒋纯祖感受到的是乡间宗族势力和道德伦理对人的巨大牵制力，也觉察到新思想在现实面前的苍白，所谓的“新青年”只是一群无力摆脱家族阴影的软弱的空想者，他们的理想只能以可笑的悲剧收场。蒋纯祖最后的死亡无疑是这些知识分子寻求自由精神的失败的象征。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家族主题的小说里，主人公之间的血缘关系作用被降低，家族文化的维系力被减弱，阶级出身作为一种先验的存在决定着人物的政治命运，在《科尔沁旗草原》，地主家族出身的丁宁被人为地放在乡村，背着沉重的阶级负担沿着作家指定的道路和历史的发展走向新的世界。这是20世纪50年代小说作品中家族文化、家庭单元断裂的先声和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