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菜花》：家/国的再次重合与新的民族叙事的合法性

新的国家主体的确立要求一套新的话语方式，这一话语方式必须在民众层面对其革命、政治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的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光荣的使命。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十七年”的小说几乎没有真正的家族小说，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血缘”谱系性的封建大家族在小说中迅速消退，作家们在小说中致力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家族。这一家族与中国革命史一起经历血雨腥风，最终走向新生。农民的“家族苦难史”第一次进入到20世纪文学史，并且被赋予崇高的精神特征。在这个家里，没有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忧郁，也没有大家族的腐败气息，有的只是深刻的仇恨与苦难——这一苦难来自恶霸地主的压迫，在党的指引下与恶势力斗争并最终走向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大“家”与农民的小“家”从精神与物质上都完全融为一体，理想得以实现，人物的灵魂得到最高限度的净化，而一套新的民族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方式也被完整地建构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1958年出版）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最具典范意义的家族革命小说。《苦菜花》以鲜明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将家族的发展史演变为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发展史，通过对家族与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的想象，完成中国当代革命斗争史的文学建构。小说故事情节设置极其单纯明朗，“敌/我”“好人/坏人”等是非界限非常清楚，小说给我们塑造一位苦难而又崇高的母亲形象，据说母亲这一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母亲，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都有基本原型，而作者之所以创作这部小说，就是因为无法忘记为了人民翻身解放而牺牲的那些英雄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母亲对革命的热爱是逐渐产生并加深的，她由爱儿女，到爱八路军，继而爱革命的信念和共产党，在敌人残酷的大扫荡及对女儿的非人酷刑中，母亲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只有革命，才能够翻身解放做主人！与现代文学时期对“家族”的否定相反，“十七年文学”对“家”的概念进行扩张，政治意义的“家”是最高意义的存在，它代表着一切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把小“家”统一在大“家”的领导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家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革命、新的政治理想完全融为一体，他们的目标、幸福的来源都与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家”与“国”在结构与精神目标上再次获得了高度的重合。读者在阅读中不仅为革命的激情所鼓舞，同时，也从情感上深刻认同母亲、娟子等人逐渐放弃个人情感加入革命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