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的角色是那么平淡，甚至于无，《红高粱》中“父”只是被叙述的对象，他的真实面目、性格特征是缺失的。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中，父被赋予懦弱、自私和萎缩的形象，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在各种欲望中挣扎的人，父对子的血缘性权力关系被作家丑化或颠覆。这既是作家真实的心理和生存感受，也是他们对自己意识形态处境的隐喻。莫言、余华、苏童们基本上在十年浩劫中度过自己的青春，亲眼目睹了权威和价值的反复无常，心理的不安感，无家的凄凉感，对家（既是家，又是国）、世界的迷惘和强烈的不满，使他们成为无根的一代。他们痛恨道貌岸然的说教，因为他们知道转瞬间那一切又可能是假的。世界遗弃了他们，他们也以牙还牙，以不负责任的姿态解构着一切所谓“正义”“深沉”“永恒”的东西，以对形式的热情和解构的热情去瓦解文学的高高在上和说教，“根”的缺失、“家”的缺失、“父”的缺失几乎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的主题。

正因为此，作家作为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被拆解，一种新的叙事身份应运而生：具有民间狂欢性的自由书写。“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虚构和想象，似真似假、荒诞不负责任的情节，隐喻、讽刺、突如其来的逸事和夸张的狂热等充斥在文本之中，我们被种种意外所惊讶，而在这惊讶中却常常能产生审美的快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最具有这种文本民间狂欢特质，权力的更迭、历史文明的发展、生存的欲望以及凶杀、民间传说，都以一种夸张的游戏笔墨和无意义性的书写表达出来，社会制度的严肃性和人类生活虚构的美好在此遭到最大程度的消解，从而达到意识形态非神化和世俗化的效果。所谓的乡村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形成，不过是几个大家庭之间的权力争夺而已，但也正是这些权力争斗的恩怨构成了乡土生活的全部政治基础，它使我们不无沮丧地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竟然建立在如此偶然如此无意义的历史事件中。

与“祖”的形象被强化的同时，“父”再次被彻底放逐，他懦弱、自私、萎缩，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在各种欲望中挣扎的人，“父”对“子”的血缘性权力关系被作家丑化或颠覆，“父”所拥有的压迫子辈的权力都在一种平等、轻慢甚至略带恶毒的讽刺笔调下被完全化解掉，这既是作家真实的心理和生存感受，也是他们对自我生存处境的某种隐喻，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等。这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家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审父”构成鲜明的对比。综观百年来的家族主题小说，会发现，“父”在文本中处于非常尴尬的角色，他们不断地被作家拆解——重塑——再拆解，在解构“父”的同时，也解构掉了20世纪作家所坚守的正义、深沉和持之以恒的启蒙精神，与此同时，“子”的形象或者说文学的主体性被逐渐建立起来，并且逐渐形成自己的意义系统。这也是20世纪末小说精神发生深刻改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