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的文学叙事

作家——叙事人在“家族”谱系中的身份嬗变。从前几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品叙述人的角色和叙事功能以及作品中作家的隐性位置在不断发生位移，这实际上是家族主题模式不同的关键所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小说中的家族人物，“祖”“父”“子”三代人在文化上相互否定，处于一种悖反状态，作者站在“子”的立场上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出现。但是“子”从一个旧家出走，又很快被结构进一个新家，他的叛逆是以另一个政治形象（国“家”）为对应物的。在80年代中后期作品中，“祖”“父”“子”三代人不再那么截然分明，而变成一个复杂的相互生成体，作家在作品中以“父”的形象出现，既温情脉脉又忧患重重，作家的主观投射和承担意识特别强烈。颇具意味的是，他们所观照的对象恰恰是20年代出走经历了几十年风霜的那一代人，这使两代人的作品无形中具有某种承接性。而90年代的家族主题，作者则以幼子或浪子的身份出现，“祖”和“父”作为一种抽象的生存力量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我”却无所不在。从作家在“家族”中的不断位移，可以看出作家文学观念和人性观念的变化，作品叙述由一种集体话语逐渐向个体话语转变。作家的人性观念由对政治人性的关注（人被定义为“国家意义”的人）转移到对集体人性（族群中的“集体”人）和历史人性（个体存在的人）的关注，文学的内在结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现代文学阶段的小说家族主题中，家族人物结构模式处于一种悖反状态，“祖”“父”“子”三代人在文化上相互否定，“祖”是没落的传统文明的化身，尽管作家可能也在不自觉中流露出对家的留恋，但根本上仍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作家——叙述者的身份定位为一个出走的向往革命的“青年形象”，以他的眼光来描述家族生活。如果考虑到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个“青年”实际上是更强大的社会思潮倾向的代言人，“青年”从一个旧家出走，又很快被结构进一个新的话语之中，他的叛逆极有可能是以另一政治形象为对应物的。因此，巴金的乐观只是国家主义的虚拟的胜利，他在40年代《寒夜》的悲凉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当年的乐观的浅薄，汪文宣死时的凄凉场景和抗战胜利的狂欢的同时性存在，意味着国家的价值判断和个体的生活有着某种根本性的冲突。

如果说现代文学阶段小说作品中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是倾向于青年，“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则失去作为作家主体的观照能力，而只是作为一个“描述者”或“大我”的形象出现的话，那么，“新时期”家族主题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则是以“父”的形象或近似于“长子”的形象出现，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从世纪初的一致性逐渐游离出来，“父”在这里循循善诱，既严厉又充满温情，既高瞻远瞩又忧心忡忡。在经历了“十七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压迫和整个民族对“家”的狂热拆解之后，作家们企图从失落的传统文明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以拯救人类精神的迷乱并重建社会秩序，这一时期的伤痕、反思、寻根文学都是这一主题的外延。家族意象演化为一种种族意识深入进作家的灵魂中，作家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站在群的立场和种族的角度，成为审视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作品中的“祖”“父”“子”三代人不再那么相互否定，而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生成体。“家”既是具体的某一家族或部落，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机制的缩影。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作家都试图把“家”和“国”在文化上同构和同解构，作家的理性主义色彩和承担意识特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