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决定是陈独秀按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指示做出的。陈独秀曾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应为七人，鲍罗廷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以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一致同意四人。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由于中共的让步，大会选举的6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中共代表仅占14人，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代表仅占7人，未达到三分之一。

与会中共代表对选举结果极为不满，纷纷指责张国焘推行中央的错误意见。张国焘回到上海后，立刻去向陈独秀汇报情况。

但当他来到中央机关后，却不见陈独秀的踪影，负责与陈独秀联络的秘书任作民也茫然不知所措。

自从陈独秀1922年再次被捕后，出于安全考虑，将全家从居住多年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搬出，换了隐蔽住所，从此陈独秀定期到中央机关看文件、处理公务，中央机关所有人均不知其住址。

此时陈独秀已有十多天没来中央机关，任作民四处寻找无果，后来去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打听，方得知陈独秀的婚姻出现问题。

原来，陈独秀的一次次被捕，给高君曼造成很大压力，两人的矛盾再次激化。陈独秀借寻找隐蔽住所之机，安排高君曼及子女单独居祝到1925年11月，高君曼再也受不了陈独秀的冷落，携子女迁居南京。

任作民等人分析，既然已公开分居，陈独秀就不会去南京。但寻遍上海滩，也不见陈独秀踪影，人们越来越失望，甚至怀疑陈独秀被秘密逮捕，抑或被杀害了。任作民与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商议后，在《民国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就在2月21日会议开始后，失踪一个多月的陈独秀突然有了消息，他亲自打电话到北京会上，称前段时间病重住院，目前刚刚有所好转。他告诉大家，住院前他曾对任作民说暂时不到中央机关办公，但没想到患伤寒住院这么久。

陈独秀由于身体不好，时不时会光顾医院，有次在医院就诊时结识了25岁的女护士施芝英。施芝英出生于安徽泗州，粗通文墨，年初陈独秀患伤寒住院，施芝英便服侍左右。

2月初的一个早上，陈独秀从施芝英送来的《民国日报》上看到任作民发布的“寻人启示”，当时身体已基本痊愈，打算再休息两天就回中央机关办公，因此未及时与任作民联系。却不想这一休息就是半个月，当他打电话到北京特别会议和出现在中央机关时，已经到了2月下旬。

任作民见到陈独秀，真是大喜过望，告诉他说：

“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要给你开追悼会了。”

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陈独秀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任作民。一年后，即1927年3月，陈独秀选择了与施芝英分手。

施芝英后来嫁给南通人王蔚如。直到晚年，施芝英还经常提起陈独秀，经常拿出年轻时保留下来的陈独秀的照片，反复摩挲，可见对陈独秀的感情之深。施芝英的丈夫王蔚如于1969年去世，施芝英也在4年后因脑溢血追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