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精卫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发现武汉政府面临的困境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首先军队中已经出现严重状况，唐生智军队里的军官大多来自湖南，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商务部长宋子文原是赞成开展工农运动的，但他需要稳定财政状况，加强税收，这不仅与工农运动相矛盾，更会触及一些工人的过高要求。在税收直线下滑的情况下，同时因为一些工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离开武汉，溜之大吉。

陈独秀一行到达武汉后，汪精卫与谭延闿立刻会晤陈独秀，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颇多微词，要求无论任何问题，共产党都应与国民党共同讨论，保持协调一致。当陈独秀将这次谈话内容告诉张国焘的时候，张国焘说：

“我们都知道运动有些失控，但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去做疏导工作。何况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他的主张显然比现实要激进得多。”

“好在鲍罗廷同意对工农运动过激行动做进一步约束。”陈独秀表示。

但事实上，到4至5月中共“五大”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对工农运动进行约束，却毫无效果。

北伐以来，基层党组织迅速扩大，大批新党员缺少基本培训，对相关理论、政策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而中央与地方工作难以沟通与衔接，下级各行其是；部分工会、农会受地方帮会控制，莫说约束、领导武汉以外地区的工农运动，就是武汉地区的状况也难以控制。

然而，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莫斯科严词电令陈独秀与鲍罗廷：

“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不得拖延。”

莫斯科的指示无异于纸上谈兵，在中共缺乏资金、武器、可靠的指挥人员的情况下，加之武汉国民政府的将军们已经对中共无比仇视，迅速组建8个或10个师团绝无可能。

但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监督指导下，中共“五大”做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如《土地问题议决案》宣称：“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

然而“五大”一结束，汪精卫便再度找到陈独秀，对共产党人的行为提出质疑与谴责，其中包括：

共产党人擅自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

在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发生了1927年初占领英国租界的事件；

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是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