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1215～1294）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对元大都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从1964年开始进行，至1974年基本结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城墙东南角墩台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有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

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朝着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

不该被忽略的城市考古

1990年和2000年，北京市先后两次发起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蓟、幽州、辽南京关系密切的宣武区一带，改造活动剧烈。1990年在北京西厢道路工程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沿宣武区滨河路两侧，探得金中都宫殿夯土13处，南北分布逾千米，并作局部发掘，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址位置。但在此后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尽管在宣武区不时有一些地下古遗迹在施工中被发现，但它们都不是文物部门主动发掘的结果，它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施工单位野蛮地破坏。

2000年至2002年，北京拆除的危旧房总计443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值此旧城改造的关键时期，北京市文物部门并没有把主要考古力量放在旧城区，旧城内除个别地

点外，几乎都被放弃了。

2001年，在宣武区菜市口西南侧一处建筑工地，地下挖出百余口古井。据在现场调查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岳升阳辨认，这些古井从战国、西汉、东汉，到唐、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都有，证明这里是古代北京城市人口长期聚居的地方。可这个极其重要的发现，未获文物部门重视，仅宣武区档案馆派人收走一个完整的陶井圈。

这处建筑工地的基坑吃掉了烂缦胡同的北部，这条胡同一线，一直被认为是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东城墙位置所在。清人赵吉士（1628～1706）在《寄园寄所寄》中写道：“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烂缦胡同旧称——笔者注）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之故濠也。”岳升阳在工地的基坑里找到了烂缦胡同的剖面，从赵吉士生活的康熙时期的地层往下看，被扰动的路土根本就没有到达唐代的地层，它显然不是幽州的故濠。那么，唐幽州和辽南京的东城墙到底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