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九年之后，席慕蓉每年回蒙古一到两次，“可说是越走越远，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天山山麓，又穿过贺兰山去到阿拉善沙漠西北边的额济纳绿洲，南到鄂尔多斯，北到一碧万顷的贝加尔湖；走着走着，是见到了许多美丽丰饶的大自然原貌，也见到了许多被愚笨的政策所毁损的人间恶地，越来越觉得长路迢遥。”随着席慕蓉在蒙古土地上走过的路途的延伸，她的乡愁也拓宽了。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今回头省视，才发现在这条通往原乡的长路上，我的所思所感，好像已经逐渐从起初那种个人的乡愁里走了出来，而慢慢转为对整个游牧文化的兴趣与关注了。”（《金色的马鞍》代序）

她不仅把兴趣与关注扩大到家乡内蒙古之外的中国境内新疆卫拉特蒙古，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省蒙古，达斡尔蒙古，蒙古国，俄罗斯境内喀尔玛克蒙古，布里雅特蒙古，图瓦蒙古，阿尔泰蒙古以及它们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扩大到包括蒙古文化在内的整个游牧文化领域。在十三世纪成书的历史和文学名著《蒙古秘史》、自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语言文字，乃至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都极大地吸引了她。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有关蒙古高原的考古文集，称这些书册中所记录的一切“是一场又一场的飨宴啊！”（《盛宴》）。在《解谜人》一文中，作者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尊敬与爱戴，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鲜卑石室——嘎仙洞。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展”中看到红山黄玉龙时她的心情异常激动，“第一次站在黄玉龙的前面，用铅笔顺着玉器优美的弧形外缘勾勒的时候，眼泪竟然不听话地涌了出来。幸好身边没有人，早上九点半，才刚开馆不久，观众还不算多。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一面画，一面腾出手来擦拭，泪水却依然悄悄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真理使尔自由》）。

至此，席慕蓉的乡愁已进入第三时期，是对于“游牧文化的回归与关注”。从个人的悲喜扩展到对文化发展与生态平衡的执着和焦虑。这时期的作品如《发菜——无知的祸害》《沙起额济纳》《失去的居延海》《送别》《河流的荒谬剧》《开荒？开“荒”！》《封山育林·退耕还草》等等，这些散文都以环境保护为主题，其景也都清晰可见，其情却悲天悯人。

席慕蓉的乡愁，经历了从模糊、抽象，发展到清晰、细腻，再发展到宽阔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经历了从个人的乡愁发展到民族的和整个游牧文化的乡愁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作家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深化乃至神化的进程。

总之，席慕蓉诗歌散文作品中的柔情与意志的主要表现形式或曰核心内容是乡愁。她对蒙古高原如痴如醉，无时无刻不在为家乡愁肠。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她的所思、所言、所写和所做，似乎全都围绕着家乡这个主题展开的。爱国爱民族的诗人作家自古有之，但像席慕蓉这样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家乡爱到全神贯注和如痴如醉地步的诗人作家究竟出现过多少？

席慕蓉的乡愁如此之深，是什么原因呢？对此评论家们作过种种解释，但在我看来，作者自己的分析最为深刻。作者在《源——写给哈斯》一文中指出：

“血源”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她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埋伏在最初最初的生命基因里面的呼唤。当你处在整个族群之中，当你与周遭的同伴并没有丝毫差别，当你这个族群的生存并没有受到显著威胁的时候，她是安静无声并且无影无形的，你可以安静地活一辈子，从来不会感受到她的存在，当然更可以不受她的影响。

她的影响只有在远离族群，或者整个族群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那个时候，她就会从你自己的生命里走出来呼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