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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城下的沈从文(3)

人有病 天知否 作者:陈徒手


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李之檀195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分到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当讲解员给他印象颇深:“沈先生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讲解,愿意把历史知识给老百姓。别的人有派头,很少去,而沈先生是自愿去的。第一次敦煌展在午门举行,他整天在午门上,一大堆观众围着他。平常展览也去,自己看了看也就讲起来。”(1998年5月5日口述)

作家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从文逝世后不久,汪曾祺写下了《沈从文转业之谜》,解谜不得所解,留下满纸叹息。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1998年3月9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周有光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大约在50年代中,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在一旁补充道:“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是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旧日情感的波澜牵涉到当下不同处境的当事人,这种微妙的刺激确实使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一时难于从容面对,敏感而文弱的他只能一躲了事。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私事找过他。1958年3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50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人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代历史。他业务不行,过了许多年还不行。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张文教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他主张应该买历史文物。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

(同事史树青1998年4月14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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