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4)

人有病 天知否 作者:陈徒手


馆里有一些领导派头大,脾气有些怪,常常训斥人,跟沈先生的关系都不算好。50年代那次开反浪费内部展览,就是想整沈先生,让沈先生难堪。这对他打击很大,很长时间都很难缓过来。

60年代初,龙潜来当馆长。他在中山大学批陈寅恪,遭到上面批评。原因是毛主席到苏联去,斯大林问到陈寅恪的情况。主席回来后打听,总理批了龙潜,龙潜被调离中大。他这回接受教训,就不太搞整人这些事。所以他尽管跟沈先生有距离,但对他还算不错。龙潜变得随便,爱开玩笑,喜欢给人写字。有一次还给沈先生和我们出谜语,谜底竟是“想断狗肠”四个字。相比其他领导,龙潜还算好接触。可听说他在南方整人厉害,被总理批评过。龙潜跟康生有来往,探讨过文房四宝。

“文革”中工、军宣队进驻,对落实沈先生的政策也爱理不理。工军宣队长说,现在忙,没时间。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王冶秋不让提沈先生,局里对他不感兴趣。沈先生的心情不愉快,但他从来不说,不求名不求利。有些领导不愿提沈的名字,有一次有人写文章说沈是权威,上面就有人说别提了,提了就不好办。

发现长沙马王堆文物,要组织分析团。我提请沈先生来参加。当时湖南有人不同意,说王冶秋一提沈从文就生气。我仔细一问,原来王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

后来中央统战部来人到家中,要整理材料,并希望为沈先生配助手。统战部的人来时,沈先生、沈师母两位老人都掉了眼泪。

(学生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房子、出版问题,我说了话没人听,工人不会给你搬出去,不会腾出房子。没办法解决,我无能为力。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我们在专家使用方面,在思想工作方面不是很正确的。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公安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1968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义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1953年3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3月28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3月30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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