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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城下的沈从文(6)

人有病 天知否 作者:陈徒手


我与沈先生做邻居将近十年,他住三间北房。“文革”中两间房被收回。他的那间小房里全是书,书围着他。他不串门,好相处,从不见他发火,在院子里坐着,常有客人来。我去他屋里,一谈起文物,他就讲个没完。

馆里的人挺尊重他的,沈先生能忍下来,与群众关系不错是一个原因。他对人很热情,爱说文物知识,沾上边就跟你讲。

“文革”中抄他家,据说也就四千元钱,也就那么一点家底积蓄。他买了不少服装、漆器等东西,捐了很多给馆里。

那些年间我们看沈先生,很舒畅的事没见过,开心事较少,心情郁闷的时候比较多。

(同事杨文和1998年4月14日口述)

1958年盖人民大会堂,同时筹建历史博物馆。领导下了死命令,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要多快好省地建起博物馆。建筑还没盖好,就已经开名单调文物,每段都有一个专家组出主意。我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记得后来约有三百多人参加建馆。

沈从文在建馆期间发挥了他的很多作用,他对库房家底清楚,在织绣、服装方面提了不少意见,提出皇帝、官僚和老百姓的穿戴款式。为了充实陈列,还把自己收集的陶瓷主动捐出来。在具体文物上,沈从文做了不少真假鉴定。

总理来审查两次,陈毅、康生、吴晗等也去了。总理说,历博先预展,听听群众的意见,然后再修改。当时确定六条原则,中宣部批准了,主要是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对历史人物要严格审查等。

(原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

1957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老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口音不清,后来我们也慢慢听习惯了。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1958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沈先生一一审查,对提纲不满意,就自己重新写。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都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文革”后期,一直没有解决沈先生的房子问题,只给了一间半。厨房里还搭个台子,床上堆满一半书,留出只够睡一个人的地方。

(学生黄能馥、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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