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7)

人有病 天知否 作者:陈徒手


1959年1月8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体向前有益,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旧日朋友已经渐渐隔绝联系,沈从文为此伤感许久:“那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地,从不想到找找我。”后来到了1968年12月,他在检查稿中把自己与文坛老友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等人做了比较:“……(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儿子沈虎雏向笔者提到一点:“父亲1949年后对郑振铎有一种距离感,不太理解郑在官场上的处境。父亲看巴金、老舍等老友有时怀着仰视的心情,体会不了他们日子有时并不好过的滋味。提到他们时,写过一些酸溜溜的文字,这或许是他性格不够完美的地方。”

(2000年3月14日口述)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1951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1959年3月12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慨:“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但是他自己写东西也不能自如了,当时提倡的创作方法对他不适用。1958年大跃进时,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进行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收入当年有关十三陵水库的小册子中。

几十年后编父亲全集,沈虎雏反复阅读手稿,留下一句长叹:“他那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沈虎雏评价道:“平心而论,这篇遵命作品水平很差,他不会写这种东西。在配合形势方面,也没有老舍那样饱满的热情和能力。”

令家人惊喜的是,在一堆残稿中意外地发现了大约写于1958年、与土改有关系的小说《财主何人瑞和他的儿子》。虽然用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但文字俏皮、老练,一些段落甚至展现出他原有的文学作品的风采。沈虎雏找出后给母亲张兆和看,母亲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沈虎雏说,家中谁也不知会有这篇作品,父亲从来没同家人谈过。

在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递交的一份《创作计划》中,沈从文提到了两个中篇的写作安排:一是以安徽为背景,二是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和土改工作为背景。

他在此份计划中表示:“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的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开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的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的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东西。(我写什么照过去经验,只要集中来做到头脑近乎疯的情况下,文字才见出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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