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调查局”终于将一份长达七十八页的关于“十信”违法经营的秘密报告呈送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曾以“打虎”闻名的蒋经国先生对商人素来没有好感，便当即批示财经部门依法处理，不可姑息。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蒋经国先生指示，要彻底整顿金融与经济犯罪，依法办事。债权人见此情景，纷纷到蔡家的“十信”“国信”与来来饭店等企业门前抗议，要求蔡家偿还债务，蔡家的商业帝国由此被彻底摧毁。这场瓦解蔡氏家族王国的金融风暴，在台湾引起连锁反应。许多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出现挤兑和退票风潮，债权人和其他受害者纷纷游行示威。连政坛也因此产生震荡。

三月十一日，“经济部部长”徐立德因其在“财政部部长”任内对“十信”违法经营负有道义责任而辞职。到了三月中旬，“十信”与国泰信托公司十多位负责人被收押。不久，蔡万春、蔡辰洲及国塑集团理想公司董事长萧政之三人以违反“票据法”之罪被起诉，三人的财产也被查封。萧政之锒铛入狱，被判刑一年又八个月。因萧政之是王升的亲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升也被外放到拉美当了“大使”。

这些事件其实都与父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但由于这个案子牵连了许多特别班的学员，外界不免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了父亲。一时之间，“凡与南怀瑾沾上点关系的大员纷纷失势”的传言甚嚣尘上。

而恰在此时，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请李省吾传话，对父亲说：“蒋（经国）先生认为老师是‘新政学系领袖’。”

“政学系”是国民党里的一个派系，人数不多，但一段时间里，曾在蒋介石身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发动第四次、第五次“ 围剿”时，所谓“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就是由“政学系”的杨永泰等人提出来的；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也是由他们炮制的。此后几十年里，“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部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蒋经国说父亲是“新政学系领袖”，以其多疑的性格来看，肯定是对父亲有所怀疑，认为他图谋不轨了。

“这个话严重了，我得走了。”尽管心底磊落，但面对如此棘手的情景，父亲也自知身不由己。瓜田李下，是非由人。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走为上计”。其实父亲招来这些风传也并不意外。当时，因为这些特别班的学生身份特殊，父亲的寓所门前经常停着一二十辆高级轿车，还有不少便衣安全人员整夜在外巡街保卫，这自然有些树大招风。而特别班还请父亲讲谋略，父亲因为身正心明，也便没有推辞。于是，父亲就编了一套“正统谋略学”的书，将春秋以来的诸家兵法全部归入其中，这些也都给当局留下了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