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冬月祁寒，我端居倦月楼，整整三天没下楼，也就晨昏颠倒地读了三天的《苏轼文集》。我流连忘返的是苏轼的尺牍，其中有三封书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中有两封是给一个叫欧阳晦夫的人。其一云：“风月之约，敢不敬诺。庾公南楼所谓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当携被往也。”其二：“某所苦已平，无忧。闻少游恶耗，两日为之食不下，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书来言，旦夕话别次。”第三封是给欧阳元老的，其书云：“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

这三封信，除了第一封是文人风月之约，此乃雅事，亦常事也。第二、第三封的核心则与秦观之死有关。尤其是第三封，苏轼将自己获赦北还途中听闻秦观死讯，初尚惊疑，不敢全信，后获得确讯后的沉痛心情一一具陈。而对秦观“当今文人第一流”的评价，也足见秦观在苏轼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如此详细引述苏轼书信，倒不是对苏、秦交谊感兴趣，而是对收信人之一欧阳晦夫以及其二其三信中反复称述的秦观有关。因为关于广西词学的发轫，正要从这两个人说起。

词虽为宋一代之文学，但岭西(亦称粤西，即今广西)词则与时不称，颇为寂寥。据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统计，两宋词人里籍可考者凡871人，其中浙江一省便有216人，占宋词人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排在最末的广西只有两人。如果加上王兆鹏等《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增补的一人，广西词人有名可纪者也只三人。而北宋则仅有欧阳晦夫一人而已。如此，广西之于宋词，扮演的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即便苏轼信中提到的岭西欧阳辟(字晦夫)，在唐圭璋编的《全宋词》中也仅留存一阕《临江仙·九日登碧莲峰》而已。

即便是岭西如此柔弱的词史开端，也正是依赖于外来人的拓荒之功，这个外来人便是极备时誉的大词人秦观。况周颐在《粤西词见》“李守仁”条下记载：

《齐天乐》题云：“读王竹一先生《海棠桥词集》有怀并题。先生自序以秦淮海左迁横浦，为粤开词家之祖，故取其‘海棠’句以名集。”

《海棠桥词集》的作者王竹一，即王维新，乃广西容县人。其词集命名即与秦观有关，其《自序》云：“系海棠桥者，以吾粤横浦有是桥。昔淮海秦先生被谪时，日从酣咏《醉乡春》，所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者是也。”王维新因此而将秦观誉为岭西“词家之祖”。秦观被贬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时在绍圣四年（1097）春，但一年后才到达横州。据说在横州，秦观曾醉宿一祝姓人家，其旁即有原名“稻香桥”者，桥畔多有海棠，秦观因此一醉而作《添春色》词，中有“海棠晴”云云，后此桥即因此词而改称“海棠桥”。词曰：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瓮酿成微笑。半缺瘿瓢共舀。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