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煞末一句“醉乡广大人间小”，也可大致推知秦观求醉的原因了。自秦观此词出，原本寂寞无名的海棠桥蔚成一地名胜。宋代刘受祖《海棠桥记》便直言“桥以秦淮海重”。后在海棠桥畔并建海棠祠，以“祀宋臣淮海先生秦观也”(明吴时来《海棠祠碑》)。清代王维新以“海棠桥”名其词集，更是延续了岭西人尊崇秦观的传统。

研读这一段以“海棠桥”为核心的历史，我常常感慨系之。我想起了陈衍评说陆游的悲剧婚姻说：“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又想起汪森在《粤西通载·发凡》中说：“唐宋之时，以岭南为迁谪所居，然苟非诸君子，则无以开辟其榛芜，发泄其灵异。”而今面对秦观，他的岭西之行不免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带着罪身远谪横州，最后将生命留在了藤州。而从岭西词史来说，秦观的到来又显得如此重要，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作为“王化不宾”的古百粤之地，若无秦观前来开辟榛芜、发泄灵异，岭西的词学发端究竟要迟至什么时候，还真是一个疑问。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包括秦观在内的这些北方迁臣逐客，确实如汪森所言：“当与粤西山水并垂不朽。”

但一人之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即便大词人秦观的到来带动了岭西词的发展，在清代以前，岭西词的发展却一直是缓慢而无力的，其间虽也出现了少数略具时誉的词人，但总体波澜不惊，甚至有大段大段的空白，难以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篇章。到了清代，情况就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词人的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开始出现以地域为特色的若干词人群体，如雍正、乾隆年间的桂北词人群，嘉庆、道光年间的桂南词人群。而道光以后，岭西词学的发展更堪称迅猛，到同光年间，终于出现了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中心的临桂词人群，他们不仅大力振迅了岭西词学，而且凭借其晚清词学宗师的身份，在填词创作、词籍校勘、词学建构诸多方面，影响及于全国，一部封建社会词史词学的最后一抹光辉基本收束在岭西词人之手。

由以上对岭西词史的粗略勾勒可以看出，一部在词史上相对滞后却曲终奏雅的岭西词史其实应是词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篇章。但回顾现代学术史，虽然对岭西词人、词学家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基本集中在王鹏运、况周颐二人身上，而关于况周颐的研究又侧重在词学方面。如此，岭西词史、词学的脉络和格局其实一直隐而未彰。

作为岭西学人的李惠玲博士素来究心词学，又极具乡邦情怀，岭西词学的话题就这样似乎没有悬念地落到了惠玲的身上。惠玲是2006年到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在当代词学研究重镇——华东师范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以在入学最初几次见面谈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惠玲很自然地提出希望以岭西词学作为研究对象。这个选题热中有冷，而且覆盖面较广，我当然是支持的。支持的另外一层原因，我一直没有跟惠玲说起过——其实与我自己有关。我虽愧为常州人，却未能以主要精力去研究词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常州词学。如今作为岭西人的惠玲去研究岭西词学，则于学于己，都是一种很“切近”的事情。我从不排斥情感对学术的渗透，学术虽然崇尚理性，但如果能用适度的情感柔和着理性的面目，这样的学术也许会拥有更多的灵性和张力。我潜意识里一直希望学术史上应该多一些这样得本地风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