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和我正在步入中年。对菲尔来说，尽管工作费力劳神，但他正越干越轻松。除了他日益增多的健康问题外，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星报》仍然在华盛顿的报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最终《邮报》稳定了下来，并有了一个清晰的未来。菲尔自己也无疑取得了商业和个人事业的成功。

对于我来说，就多方面而言也很顺利。我热爱我的生活，与我的父母和孩子们都相处和睦。我的丈夫是这个家庭的中心，我们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我们有两栋 舒服的大房子——一栋在R街，一栋在弗吉尼亚的农场。简而言之，我们十分幸福，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并努力报偿，尽最大努力为世界作出贡献。

这些年中，我们的生活非常忙碌，韦尔比幽谷成为我们的休整地，我们在那里重新获得能量。在那里，我们共度了大部分时光，孩子们最开心，可能唐除外，他经常到弗兰德利家与他的好朋友尼古拉斯在一起。唐的兴趣在城里，此外，他还有严重的过敏性反应。

我们在韦尔比幽谷的日子活动很多，但是生活步调比在华盛顿要慢很多。生活很轻松，而且相当低调。房子只是简单地布置了一下，草坪是由马拉的割草机修 剪，所有事情都由罗布·格兰特照料，这个有魅力的男人属于住在附近的一个有名望的大家族。农场本身由一个来自邻镇的农场主耕作，另有一名住在农场的帮手协 助他。

根据我们的需要重新规划韦尔比幽谷是我的工作。房子本身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在原网球场的旧址上建了新的网球场，在房前山脚下挖了一个游泳兼钓鱼 池，由流经农场的小溪筑坝引水而成。每年春天，我都会让人运来一卡车沙子，倒在坝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沙滩。我们修建了一个有跳台的水上平台，菲尔在建好的 池塘里喂养了鲈鱼和鲤鱼。这片占地一英亩的池塘最终被叫做凯瑟琳湖，因为邻近的朋友修建的几个湖都以妻子的名字命名。几年后，菲尔在第一个池塘下面又挖了 一个大得多的湖，更靠近小溪。这个湖被命名为菲利普湖。1957年，著名广播记者、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在他拥有的土地上建了一个湖，菲尔写信让他“一定以 你妻子的名字给这个湖命名，这会显得很慷慨，但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尽快建一个更大的湖，然后那个可以被叫做爱德华湖”。我们在菲利普湖中间建了一个小岛， 称之为圣拉利岛——效仿巴黎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斯岛。

由于第二个湖大得足够划船，菲尔逐渐组建了一支由各种各样奇怪形状船只组成的小船队——一艘他订购并自己组装的帆船、一艘划艇、一只独木舟和一艘小 的帆布轻便船。他还修建了一个船坞保护这些船只，他后来把它命名为菲利普湖快艇俱乐部（简称LPYC），为此我们举行了庆祝仪式，不仅制作了装饰有 “LPYC”的火柴盒，而且拉利还为这次活动创作了一首歌。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菲尔添置了一艘摩托艇，尽管小但有足够动力拉着他们滑水。

我们的生活以这两个湖为中心，我们在那里游泳、划船、欣赏鸭子和春来秋去的加拿大野鹅。我们散步、打网球和垒球，把高尔夫球击到田野里。菲尔和孩子 们，特别是比尔，饶有兴致地在两个湖里钓鱼，有时菲尔会钓上一晚上。菲尔在农场有个枪库，每个人在很小时就学会了射击。甚至我也学会了使用鸟枪，尽管我总 是以肩部淤血而告终，因为我不太会处理后坐力的问题。菲尔过去常常猎杀土拨鼠和猎捕期的鹌鹑，我们所有人都会飞靶射击。比尔是一名热情很高的射手，他很小 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枪。我要抱歉地说，他有时会把鸽子射落在谷仓顶上。一天晚饭后，菲尔把我们获得的作为结婚礼物的一些锡烛台放到房子和农场之间的墙上， 点燃蜡烛，让孩子们用枪把火焰熄灭。很自然，他们没有打中，而是击中了烛台，我还保留着有明显凹痕的烛台。

我们在农场放了一辆“二战”时期制造的军用吉普，所有孩子都用它来学开车，有时会绕着田野开上几个小时。正如菲尔曾写的，“每小时开9英里左右，这个速度真是太舒服了”。

我们吃的东西大都是自产的。我们经常在岸边野餐，用一个烤架，我学会了在上面烤牛排、鸡，甚至羊腿和玉米。我们总是请朋友到韦尔比幽谷做客，每餐一 般要增加10个人，包括孩子们、保姆和我帮助过的大学生。多数日子，我们在两棵树下的一个长长的野餐桌上吃午餐。我们会从客货两用车的货舱里把食物和冰过 的茶拿到树下，我会将食物装满盘子，把它们摆到桌子上。一个周日来了些客人，进餐时，当我把盘子分给坐在长桌子另一头的菲尔时，他让我把盘子扔过去，我就 这么做了。令人惊奇的是，他接住了盘子——土豆泥和肉汁没有溅出去。不幸的是，我第二次这么做时就不怎么样了。

从一开始拉利就对骑马充满热情，骑得也很棒，一次次地参加马术表演派对。她经常是派对上唯一不戴帽子和不穿骑马服装的骑手，她的小马像头驴，但是她 骑得很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玩儿得很开心。其他孩子也骑马，唐除外，他讨厌骑马，只试过约5分钟。我原本想所有孩子都应学会，但是一天我看到他坐在马 上，看上去好像桑丘·潘沙，于是脱口而出：“下来吧，你是对的，这不适合你。”他是一名优秀的田径爱好者，喜欢网球和所有与球有关的运动，但是骑马、游泳 和滑雪提不起他的兴趣。

菲尔的能量传到了我们所有人身上。晚饭时，他会与孩子们做游戏，问他们历史问题，告诉他们内战的故事，向他们灌输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组织用渔叉捕 青蛙的探险活动，带着手电筒把孩子们带到湖边，也不管我刚宣布饭已准备好。他给大家讲故事，让我们开怀大笑。我们在韦尔比幽谷的生活只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方 面，这段时间我们的世界似乎一切顺利。我父母仍然十分活跃，尽管我父亲日显老态。整个20世纪50年代，母亲不停地写文章、作演讲，沉醉在各种公共福利和 教育问题上，被授予了许多荣誉学位，工作获得了广泛而积极的认可。在她70岁生日时，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星系——这不是一份普通的 礼物。

母亲的写作和表现总是带来强烈的反应，对于其中积极的反应，她非常乐意与我们分享——例如，她送给我们从《里士满新闻导报》上剪下的她的文章，这是 一份坚定持保守主义的南方报纸，重新刊登了她的一篇演讲，同时还刊登了一篇社论说：“今天最高法院所追随的旗帜，被追随《邮报》所代替。”一名里士满的市 民写信给她说，她的演讲词是他“读过的最崇高的讲话，秉承了杰斐逊和林肯的传统”。母亲以她那惯常的惊人自信告诉我们：“你们哪天应该读一读。它确实是我 曾写过的最崇高的文章之一，具有强烈的爱默生的影响力。”

菲尔和我母亲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暂时升级，原因是对一个拟议中的华盛顿礼堂和文化中心的选址存在分歧。母亲是礼堂委员会的主席，希望 这个中心坐落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华盛顿雾谷地区一带，后来那里建造了水门公寓；菲尔则认为它应是华盛顿西南部再开发的一部分，他参与了这里的大量开发工 作。尽管承认雾谷地区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美丽的风景，但菲尔坚信把礼堂放在华盛顿西南部是阻止白人迁往郊区和升级西南部4万人社区的重要一步。

按照母亲的观点——还有她的委员会的观点——河边的选址是最适当的，把礼堂放在西南部将终止整个项目，因为她认为自己不能筹钱在贫民窟修建礼堂。她 抱怨菲尔和反对她的观点的国会议员，指责他们受到房地产利益的影响，并发誓说，如果华盛顿西南部地区被选为礼堂地址，她和她的整个委员会将辞职。在写给菲 尔谈论这一问题的信中，母亲还说：“我希望在下周日的《邮报》上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雾谷和西南部两处选址的相关因素。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希望你不介意 我向《星报》投稿。”

但是菲尔坦率地说，16年后他同意母亲的想法，尽管偶尔有“弑岳母”的冲动。这两个人有一种奇特、矛盾但又非常深厚的联结，尽管他们就母亲与报纸的关系没完没了地争斗。

在这段时期，我父亲越来越远离报纸和公司的日常运作，但是兴趣却不亚于以前。当不在同一座城市时，菲尔给父亲送去详细叙述会议、演讲和《邮报》相关 活动等的信件和备忘录。父亲明显上了年纪，但是他头脑敏锐，菲尔和其他人仍然信任他的判断和洞察力。在购买《时代先驱报》的第二年，父亲80岁，他显然在 思考上年纪带来的影响。1955年4月，他给拉斯·威金斯送去一份备忘录，指出那一周两位报纸传奇人物死亡的影响：“乔·普利策周三去世，伯蒂·麦考密克 周日去世；我正要动身去找我的医生。”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考虑把一些股份留给《邮报》的雇员。菲尔建议说，在他仍然在世时把股份给他们会更好些，这样可以看到他们快乐的满足感。父亲同意 了，并告诉接受者说：有段时间我和迈耶夫人一直在思考这个机构里的好伙伴。我们清楚地记得你们这些年来为帮助这个机构走向成功所提供的有价值的服务。我们 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一些人虽在遗嘱中会记得他们的老伙伴，但我和迈耶夫人都认为那是一种更伤感的处事方法。父亲所做的是拟订出 详细方案，把50万美元的无投票权股票分给711名报纸雇员和独立发行商——大体上，每个人都为公司连续服务了5年以上。礼物从4到20股不等。普华永道 计算出，每股的真正市场价值是5944美元。我父亲给所有接受者写信解释这份礼物，并表示他和我母亲希望至少他们在《邮报》工作期间应保留股份：“我们 相信持有股票是一项好的投资。在《邮报》所有人的热情帮助和合作下，多年后股票将升值。”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了解股票的价值，从那些不了解的人手中尽可能买 过来。许多人相互出售，但是随着公司壮大和上市，那些坚持持有和又买了一些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我们上市时1股变成了60股，由于我们以26美元上市， 并对股票又拆分了两次，这些最初的礼物最终变得非常值钱。分发股份礼物是1955年6月在斯塔特勒酒店举行的一次难忘的午宴上宣布的，这次活动也是为了纪 念我父亲购买《邮报》22周年。《邮报》驻白宫记者埃迪·福利亚德在午宴上代表雇员讲话，他以“股东伙伴们”称呼这些获得股票的同事，在一阵大笑后他继续 说：“你们永远不知道，你来工作时是一个工薪族，回家时你就是资本家了。”尽管这些年我过着快乐的生活，但如今看来却存在着一些不愿面对的问题。随着年龄 的增大，我变得更加羞涩和不自信。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最好的状态和把握好自己。我担心令人厌烦，并一直相信人们与我们保持关系完全是因为菲 尔。

很难讲清楚我为何这么没有自信，又为何当时并不自觉。有一次，我去参加伯德·约翰逊（林登·约翰逊的夫人）为国会议员的妻子和几个报界人士的妻子举 行的女士午餐会。午宴后，约翰逊夫人让每个人站起来讲述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多数女性为她们的丈夫竞选，便谈了这件事。想到在这群人面前讲话，我吓得不能动 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糟的是，我拒绝站起来尝试。还有一次，我照着讲稿当着约60人发表了讲话，内容涉及我一年来主持的一项研究，与收养、看护失去 家庭的孩子有关。这肯定是我的演讲处女作，我吓坏了。在菲尔的帮助下，我重写了很多次，虽然熬过了严酷的考验，但是我为焦虑付出的代价与这件事本身完全不 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