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的朋友——我有非常好的女性朋友——看出我所未见。1956年年初，由波莉·威斯纳牵头，她们为我举行了一场派对，称之为“向凯瑟琳·格雷厄 姆致敬”。我很高兴但对她们为何这么做感到惊奇。这无疑是为了鼓励我，因为她们认为我需要鼓励，但说实话，我没有需要被关注的感觉。

我的不安全感与我母亲和菲尔都有些关系。我母亲对我做过的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好像那与她的丰功伟绩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些年里，我与她非常奇异的关 系在一件事上可以证明。我拜访她的时候，她经常在床上或在休息。我们会没完没了地讨论她的活动和演讲，偶尔我会和她谈谈我在做的事——收养华盛顿流浪的儿 童。一天，我非常慎重地决定提出我的计划，就是把孩子们从少年村——华盛顿特区一家大的收容所——转到抚养孤儿的家庭中去。这是一个需要一些勇气的决定， 首先我说她可能对我正在做的工作会感兴趣，但我刚开始讲她便猛地打断我说：“哦，亲爱的，我早就不管特区的事了。”就这样，我再也没有和她谈我所关心的 事。

至于菲尔，他在赞扬我的同时也在贬低我。随着他更多地投身于新闻和政治圈，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角色是他风筝下面的尾巴——我越是觉得自己相形见绌， 事实就越是如此。他总是有非常敏锐的智慧，有时还有残酷的幽默——我看到它被用于许多社交场合，有时我们的朋友会成为他的笑柄。他会以这种幽默的方式说出 一些残酷的事实，多数时候他这样做了却没有被众人发觉，甚至被他嘲笑的人也一起大笑。但是，他用在其他人身上的智慧日益转向了我，使我成为家庭笑话的笑 柄。奇怪的是，我仍然被他所迷惑，而没有察觉什么，甚至参与其中。由于我发胖了——尽管没有胖太多，他开始叫我“肥肥”。他甚至给我一个法国肉店用的猪头 店章，我把它挂在韦尔比幽谷的走廊里，认为这很有趣。

那些年菲尔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是，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而我在说话时，他看着我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说得太长，令人厌烦。逐渐地，当我们一起出门时，我就不再多说话了。

我当时对这种屈尊一无所知，但菲尔在1955年年底写给我母亲的一封长信反映了这一点。母亲送给他一篇有关托马斯·曼的文章，他进行回复，显然暴露 了他与母亲同有的高傲态度：自从阅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大教堂》以来，我对团结的含义感到茫然。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概 念的存在……

但是，你没有把最重要的一句话画出来——例如，“欣赏费利克斯·克鲁尔的作品不需要博学”。这一强大的思想甚至使我在考虑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生活伴 侣。对一个很可能比他读过更多曼的作品、在他之前很久就读了亨利·亚当斯的两本书并把它们推荐给他的人说这样的话实在很奇怪。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未认识 到他对我的行为变得多么盛气凌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感到自己对他来说像是斯文加利的软毡帽：好像他创造了我，我完全依赖他。直到现在我仍很难分析 自己对此的感觉；也很难分辨出菲尔是本来如此，还是为病痛所扭曲。事实是我崇拜他，只看到他为我所做事情的积极一面，根本没有将我缺乏自信和他对我的所为 联系起来。

尽管菲尔的工作繁忙无比，但他似乎胜任愉快。尽管有阴影在形成，但它们如此微小，我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把它们当做阴影来看待。回想起来，我看到 他不断的身体疼痛是他精神痛苦和潜在疾病的先兆，但我和他都完全不知晓。疾病的不断发作意味着他回到办公室时公文已堆积如山，正如他对一位朋友所说的： “满是延缓的危机和累积的灾难”。但是，当他身体好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可以比他更好地处理这些危机和灾难。

菲尔现在管理着规模扩大很多的《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合并版。约翰·斯威特曼在他手下发挥着主要作用，承担了经营决策的主要责任，但是菲尔一直 是首席战略家。他与拉斯·威金斯一起更多地参与了编辑事务，并与埃斯塔布鲁克一起研究社论版的问题。约翰和拉斯让他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更重大的事情上，对报 纸的日常运作只要选择性地过问一下就可以了。在这段时期，他花在许多外部事务上的时间几乎与花在报纸本身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他不仅做到让所有事情在控制之 中，而且让它们取得了进展。

1954年秋天，菲尔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因为与CBS谈判购买其拥有的WTOP电视台的少量股份。尽管时机不是很好，因为距离购买《时代先驱报》 只有约6个月时间，但是我们一直对拥有WTOP电视台和电台的所有股份感兴趣，这是我们的机会。CBS所占有的45％的股份价值350万美元。对菲尔来 说，增加我们的债务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刚刚进行过一次大的扩张，但此举最终收获了丰厚的回报。1955年，《星报》最终发现它必须有所行动。在购买 《时代先驱报》后的一年内，我们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已同《星报》持平或超过了它。作为100年来在华盛顿占主导地位的报纸，《星报》现在发现自己的读者比 《邮报》少125万人，尽管我们在广告方面仍是落后。从原来的《时代先驱报》过来的弗兰克·盖特伍德让广告业务有了很大起色。零售商店与《星报》合作密 切，但是盖特伍德说服了一些大的客户给我们比以前更大的份额。盖特伍德非常有价值，我父亲开玩笑地说他支付了950万美元只是为了把盖特伍德挖到《邮 报》。盖特伍德回忆说，广告业务发展非常快，《邮报》从占这一领域的28％增长到3年后的50％。

从1955年起，《邮报》的利润就超过了《星报》。成本被很好地控制着。当我们今天看《邮报》的规模，想到世界各地分社的驻外记者时，我们很难回想 起在华盛顿完成“外国”报道或者只使用通讯社稿件的日子，但那就在不久之前。菲尔1957年1月把默里·马德派往伦敦担任《邮报》的首位驻外记者，默里所 写的稿件要与WTOP分享，WTOP会支付他的一些费用。直到5年后《邮报》才加派了两名记者驻外，菲尔·福伊西被指定编辑外国新闻，实际上成为首位外国 新闻主编。在福伊西的领导下，国外特派记者后来增至23人，还有许多兼职或特约记者——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一流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邮报》占用他的时间开始变少。他做的一些事情让他在当地、全国、商界和政界更加令人瞩目，但 是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持支持态度。他的许多外部活动都坚持了好几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参与的活动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尽管菲尔积极参与了1952年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但他很快就不再对其政府抱幻想，而把时间和精力投到林登·约翰逊参议员身上。我不确定是什么激 发他与约翰逊建立关系，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是可预测的，甚至是预先注定的。约翰逊素来在媒体上较为用心，而菲尔则一直被政治所吸引。他们俩都喜欢权力并用其 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他们都来自南方，都充满有时刺人的幽默。他们是天生的搭档。

早在1953年，菲尔就开始定期与约翰逊进行交流，讨论政治任命及国会决议等问题。

他们之间的交往在今天看来，是报人与政治人物走得太近，但是在那时，20世纪50年代，这很常见。问题是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尽管有意见分歧 之处，但过密的关系后来却对我造成一些负面影响。1954年中期选举时，1952年给菲尔留下深刻印象的副总统尼克松十分尖酸刻薄。他的策略使得赫布洛克 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一幅漫画——尼克松从下水道爬出来，一支乐队和一群政府官员向他致敬，带头的人举着一张布告标语牌，上面写着“他来了”。尽管尼克松作了 大量努力，民主党仍然重新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林登·约翰逊担任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从那时起，菲尔和约翰逊变得更加密切。

菲尔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干净选举和竞选资金改革。他从1955年初着手研究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并就此发表演讲和文章，希望得到改进。像通常一 样，他比其他人提前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时这个问题刚刚浮现已经迅速恶化。他认为，人们甚至不清楚竞选的真正花费，因为两个主要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所报告的花 费与实际花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菲尔看来，竞选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三个方面：黑社会、特殊利益团体和“希望做官的人”——指期待获得高官职而对竞选作贡献的人。正如他在一次讲话开 头时所说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筹得足够的、诚实的和未污染的资金，让我们的政治家可以在不受制于腐败或自私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竞选？而且这样做后，我们 如何能够帮助创造一个更关心美国未来政治重要性的氛围？”他的解决方法是依靠每个好公民。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家 庭准备进行政治捐赠。菲尔认为可以作广告说服这三分之一的人和其他人进行捐献，从而结束腐败。他主张，如果“这件完全‘可行的’事确实完成了，它应是我们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邮报》刊登了这篇演讲的全文，这一构想被称为格雷厄姆计划。第二年，菲尔推动林登·约翰逊对此事进行立法。在与约翰逊进行了大量讨论——主要专注 于一项两党改革计划后，一项议案被草拟出来，85名参议员作为共同发起人在上面签了字，这在参议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最后投票时，只有一个人反对这项 议案。菲尔对我父亲说，这“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议案，但向前迈出了很好的一步”。然而议案未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尽管议案失败了，但在共同研拟此法案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无疑更加密切了。与菲尔不同，我仍然被阿德莱·史蒂文森所吸引。不过我母亲比我更早认识 他。母亲正在进行一项政治改革，正像她做所有事一样，她把改革进行到极致。当她努力但未能让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对她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感兴趣后，她对艾森 豪威尔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并对艾森豪威尔缺乏回应感到极度失望。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菲尔，他并非置之不理，他是个哑巴。”

母亲与阿德莱的相识发展成为她与杰出男士极富激情关系的一例。后来几年里，他们书信往来极其频繁。母亲给他的信充满了个人和政治建言。阿德莱也的确成了她的朋友，回信中同样充满个人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