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伯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不谈 J第 什么志向，不谈信仰，也不问政治，一切只为养家糊口。不论革早 命还是不革命，抑或新旧军阀交替，在省长公署16年，尽管一朝 天子一朝臣，但由于其奉公守法，同时练得一手好字，收发并兼 陲 文书，16年未被裁撤，亦未被提升，可谓绝无仅有。 伯一直认为开源乏术，节流终可由己。工作10年之后，不仅 还清了青少年时代所欠下的债务，还赎回当年典押出去的田地。 1928年，伯有机会进入银行工作，至此工作稳定，待遇优厚 (一年可有13个月的薪水 ) 。 人生否极泰来，伯因其“非官非商”的社会地位不低而感到 誊 满意。宿舍里曾经挂过一幅何际时表叔的国画，前面有人骑马，中间一人骑驴，后面有一些人在步行和推车，寓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并无大志的人生，与幼年时苦难境遇，孤儿寡母 受到欺侮不无关系。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堪。 二、记忆的阴影 幼年的痛苦经历，给伯终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正因为如此，他由己及人，自立立人，直至成家立业，仍事 母极孝。祖母的性格，说起来，颇有点古怪。稍有一点不顺心， 便卧床不起。伯每次总是跪在床前，求饶劝慰。待稍见缓和，才 去打酒给母亲解闷。伯自谋生后，一直勤勉做事，节衣缩食，并 在可能的范围内，自助助人。 他在杭州设立过孤寡维持会，对周围一些孤儿寡母提供力所 能及的援助；乡下缺医少药，妇女生产困难，他常年送药、送催 生丹；有青年家贫失学，便资助学费；亲友求职无门，则尽量施 以援手；抗战结束之后，在南昌银行任职，每年冬天坚持施粥济麟凌贫。如此宅心仁厚，实际上也是在可怜自己。诸暨人周师洛先生在杭州办了一家民生药厂，自任厂长兼门 市部经理。伯是发起人和董事之一。因性情耿直，遇不合规则或 不合理之事，敢于直言不讳，得众人之信任，后来被董事会推举 为监察委员之一。 族兄陈伯雄，早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论亲戚，他是我 家小舅婆的弟弟；论族辈，比伯小一辈，所以我叫他伯雄哥；论 出身，伯与之同病相怜，不免对他多有照拂，介绍他到杭州民生 臀药厂门市部同春药房去做学徒。满师之后，继续留在药房做事。 不久，店口有好心人与我伯合计，集资让伯雄哥在杭州江头 (钱塘江口地段，为水陆路要道 ) 开办了一家之江药房，由伯雄哥带 一个徒弟负责打理。 我在杭卅l上中学时，隔三差五来伯雄哥这里过周末。尽管 物质条件并不是很好，伯雄哥夫妇却关心我的痛痒。我自小痛处 多，牙痛、头痛不断。伯雄哥这里有药，免去不少就诊之苦。我 骑自行车，是伯雄哥在晚饭之后，店里也没什么生意时，带着我 在钱塘江大桥上学会的。有时候礼拜六晚上，他与迎春姐 (伯雄 哥妻子 )带我进城到大世界看京戏。去时乘公交，归时乃步行。 夜深人静，马路上车辆稀少，高悬的路灯照在空旷的路面，一片 明亮，我们兴奋得横冲直撞，走走跑跑，开心至极。回到店里， 伯雄哥用汽水泡饼干给我吃。第二天，大家都不睡懒觉。我在楼上库房做功课看书，傍晚乘车返回学校。 1928年，伯已在上海的中央银行任文书科副主任。一次从沪 来杭参加董事会，伯雄哥请伯到店里吃便饭，就在店堂后那个简 陋的小屋里。伯雄哥烧了六个菜，都是些家常菜，分量比较多， 碗碗都盛得满满的。伯见了有所不悦，开口说：“我一个人能吃多 少菜? 这么个吃法，之江药房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吃空的!”我在旁听了如坐针毡。伯雄哥并不急，也不作解释，只是笑眯眯地看着 |第 伯。这时迎春姐在边上说，“伯伯来杭多次，我们从未请伯伯吃过 f章 饭，今天也没做什么好菜，也不是拿店里的钱。”我也急忙轻声 l生 对伯说，“今天的菜是多了一些，但平时他们都很节省的。每次我 I歪l辰 来，也只添一个菜，比如榨菜毛豆炒肉丝，算是给我改善生活， 并不见什么三碗四碟的。”听我这么一说，伯的神情才缓和下来，便不再说什么了。 伯雄哥有一女儿，取名明芳。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这 是一个白嫩皮肤、聪明伶俐的小姑娘。明芳四五岁时，整天跟着 父亲，寸步不离。有一天，伯雄哥外出办事，明芳独自上楼，进 鹫 药库取药，下楼时竟发病致死，前后不过很短的时间。当时迎春姐一人在店里，惊恐万状，呼天抢地，无人听见。一个幼小的生命，瞬时魂飞天外。等伯雄哥回到家，察看牙龈嘴唇指甲，均呈 紫黑色，猜测是误服了硝酸银中毒。伯雄哥夫妇悲泣不已，顿足 捶胸，明芳是他们的独生女，就这样，顷刻问，意外横死，惨呼 苍天 ! 伯与娘婚后便分居两地，情感难以交流。所以伯趁每次休假 回乡，就教娘认字识数。娘烧饭时在灶下练习，渐渐学会了写信 记账看小说。婚后第四年，大姐在店口出生。伯在杭州城里典下 一座楼房，即头发巷一号，接祖母和娘及大姐在杭州安了家。 娘一直说，伯治家谨严，生活有计划，量人为出，甚至规定 7 全家每日菜金只能16枚铜元 (100铜元1块钱)。每晚都要记账，若 有一个铜元报不出，伯总是要娘再想想，直到想出为止。日子就 这样过得一板一眼，从不逾规矩，背后有其个人经历的影响，娘 亦多有体谅。 伯早年身体不好。每次从外回来，总感到筋疲力尽。娘是 一位贤内助，不但家务事不用伯操劳，还尽可能服侍他；伯衣着十分朴素，合乎他的身份。夏天公署里穿的夏布长衫属伯最挺最白。伯没有什么嗜好，不沾烟酒，茶也不喝。只是山里人心直口快的习惯一直未改，对公署有些事，不以为然的便不参与，却要说出为什么不参与的道理，有时不免得罪人受点气。伯在外受了 气回来并不发泄，只讲给娘听。娘一边为他捶背按摩，一边帮他 分析劝慰，出主意。等伯消了气，恢复一点力气，才吃晚饭。记不清哪年，浙江一带连年水灾。诸暨同乡会馆组织水灾救 济委员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伯自然属后者。他在公署 鐾每周有三天下班后要值班到晚上8时才回，另有三天不值班，下班后就赶到救灾委员会去，帮助募捐救济灾民，遣送灾民返回原 国 籍。凡是投到会馆来的灾民，大都无衣无食，既要安排他们的日 常生活，还要替他们治病。为了集资，有时会请些名角来义演， 如梅兰芳等人。伯下班先回家吃饭，再去义演现场帮忙。 当时春末夏初都闹水灾。几年下来，伯结识了两位仁义同 乡，一位是钱伯坚先生，另一位是斯介吾先生。两人都比伯年 长，他们对伯的宅心仁厚、为人正派十分赏识和器重，三人结为 金兰。 1927年，斯介吾先生不幸中年病故。钱伯坚先生与伯商议 其后事，四个孩子需要安排扶养，除留下应所继承的款项之外， 每人每月尚有15元的生活费。其舅家虽然仁至义尽，却只愿意照 顾两个大的，两个小的则不愿扶养，亦无人可托。伯事先未作商 议，便把他们带回乡间交给了母亲。那时伯已在上海工作。三 妹、大姐先后病故，我在杭州读书，娘一人带着两弟在家。娘已 有四十六七岁，常感到头晕心悸，有点心力交瘁。伯在外面讲道 义、讲情义，以为添一个人多一双筷子，又岂知娘一人操持家的 不易。伯的姐姐，乡里人称阿苏姑娘。比伯大6岁，从小帮伯梳辫子，姐弟感情很深。后来嫁到金家站，我一直不知道是在哪 里。姑父姓金，在汉口铁路上做事。他们生有一女一子，姐姐榴琴，弟弟传培，姑母带他们住在乡下。姑父在汉口另娶一 懂 房，每逢过年才回家一次。姑母对此并不抱怨什么，说“横竖一年还回来一次”。不久，姑父把儿子传培带到汉口上学。有一 年，发大水，学校停课，传培哥和他小妈住在一起，得了肺结 核。从汉口发来一份电报，说传培哥病危。伯知道后立即让他 I 来杭州治疗。传培哥终日痛哭流涕，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果不其然，最后医治无效而亡。姑母早年丧子，伤心至极，姑父 霸 也就不再回来了。从此，姑母与表姐二人的生活费用，全由伯一人承担，直至表姐榴琴结婚，才不再寄钱给她们。 伯对儿女从不大声训斥或打骂，更未让我们下跪过。只有一 次例外，大姐五六岁，可能在外听人说的，跟着喊外婆是“孤老 头”。这是乡间对孤寡老人的一种冷语。娘当时听了很伤心，伯 因此打了大姐。除此之外，伯对我们姐弟，一直和颜悦色。答应 星期天外出游玩的，因故不能成行，也是好言解释。大姐从小能 干，打毛线、做十字绣，伯总在娘跟前赞语，却又从不当面表扬 大姐。当年家中境况不好，伯本想培养大姐一人，以期将来提携 两个弟弟。结果，大姐不幸早亡，才送我去上了中学。 抗战前，伯突然从上海买回一架风琴。长途托运回乡，让我和弟弟在假期中练习。这时才知道伯小时候曾有过一段摸不上风 琴的痛苦记忆。抗战后，伯自内地出差沿海，途经上海，看到大 弟穿着一套西服。临别前夜，突然对我们说：自己小时候做的一 件背心，一直穿至20岁结婚才换下。言外之意，是在告诫我们： 万事要饮水思源，君子不忘其旧，更不可忘其所以……伯在说这 话时，想必内心是有苦衷的。少年时代的世态炎凉，给了他太深。1931年秋初．父亲（右)带我和伸弟 (左)摄 于杭州，那一年．我15岁，仲弟6岁， 刻的记忆。 伯一生谨小慎微，始终未能走出当年痛苦记忆的阴影。多少 次，我想对他说些劝慰之语，话到嘴边又打住了。因为伯是一个 忠厚老实的人，平时少有幽默，若说得不好，或许会勾起他儿时 的痛苦记忆。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要他讲故事，他无心讲，实际 上是讲不出，就半真半假地搪塞我们，说什么“张飞张飞，手里 一面团箕”，让人忍俊不禁，同时又感到他的乏味。或许是遗腹子 的缘故，伯的童年没有温馨的故事，所以也就不会讲故事。 伯中等个子，一米七二左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庞瘦 削。不爱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