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家乡来，到底什么是家乡？今年秋天我再次去了我出生的地方，那是离诺丁汉8英里远的一个小煤镇子。可是到了那里我又一次感到如坐烫砖一般，非走不可。我觉得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宾至如归，就是在家乡不行。我能感到十分平静，在伦敦，在巴黎、罗马、慕尼黑、悉尼或旧金山。而让我绝对受不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的头21年。

“我记得，我记得

我出生的那座房—” 但印象模糊了，因为我在一岁上家就搬了。那房子位于丑陋的矿工住宅区的街角上，毗邻亨利·撒克斯顿家的铺子。亨利·撒克斯顿生着一头淡黄的卷发，是个粗鲁霸道的家伙。尽管他说话时连个“h”都念不到位，可他却很有自己的主张。我可太了解他了，因为他在主日学校里当了很多年的校监，负责管我们。对他用不着了解，就凭他说话那粗声大气的俗样儿，我就不喜欢他。

我母亲倒是似乎挺尊重他。不管怎么说，她只是个矿工的妻子，丈夫酗酒，从不去教堂做礼拜，一口的土话，跟别的普通矿工没什么两样儿。母亲自然是讲一口标准英语，也不是矿工阶级出身。她来自诺丁汉，是个城里姑娘，在一家花边厂主手下当过个职员什么的 ，她很可能仰慕那人。

母亲是个怪人。天知道她怎么会对亨利·撒克斯顿这样的人那么敬重。她比他聪明多了，比他受的教育好得多—因为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而且比他有教养。可一说起他，她就流露出十分的、甚至

是温柔的敬重来。这让儿时的我困惑不解。幼儿时，我本能地对他不敬不爱。他粗声大气，咄咄逼人，戴着金表，表链子当啷在便便大腹上，似乎闪着金光。我母亲是个精明的女人, 而且嘴损，可她就是充满柔情地高看亨利·撒克斯顿。既然我注定要接受母亲的价值观，我也得高看亨利·撒克斯顿了。

人们自然得敬着他。他当着主日学校的校监，是公理会礼拜堂的执事，在那儿大发淫威，粗暴无礼，弄得每一任牧师都没好日子过。他大字不识几个，却对牧师的布道横加指责；如果因为做礼拜的人少了几个而导致周日的募捐减了几个先令，他就把牧师辞退了。礼拜堂就是亨利的另一个铺子，牧师就是他雇来的店伙计。我只记得两个牧师，他们都是诚实的好人，他们的记忆力着实让我佩服。可他们都让亨利侮辱得体无完肤。

对此我母亲心知肚明，可还是敬慕他。她觉得他比我父亲能耐大多了。这真是天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算知道为什么了，那是因为他是个管礼拜堂的人，更因为他是个成功人士。相形之下，她跟着丈夫受穷不算，他还醉醺醺地回家，在邻里毫不招人待见，还有一大家孩子要拉扯，这让她痛苦郁闷。因此她只有一个偶像，那就是，成功。家中的条件让她感到屈辱难当。而成功的男人则成功地赚了钱，从而就不用受她这份罪了。那好，就让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成功吧。

现在我已人到中年，才认识到母亲骗了我。在我的生活中，她代表着一切高尚、高贵、雅致、敏感和纯洁的东西。而她一直崇拜的是成功，那是因为她没有获得过这东西。其实她崇拜的是亨利·撒克斯顿这样的金牛犊 。

需要指出的是，她并非本性上崇拜亨利·撒克斯顿。她也说他些十分尖酸刻薄的话，还会精明地扯一把那金牛犊的尾巴呢。比如，当年糖的价钱很便宜，看到去亨利店里买糖的人，她会告诉人家亨利的故事。“除了糖，你还买什么？”亨利问。“不买别的。”—“那你走吧。不买别的，我就不卖糖。”听了这话，那来买糖的矿工老婆就走了，她真是不幸。于是亨利损失了点儿糖钱。

我觉得我母亲甚至连亨利这种行为都羡慕。她认为那是一种“劲头儿”。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的这件事呢。甚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做法很粗鲁。可只有这样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