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么着突然间成了一个聪明孩子，变成了母亲的骄傲。我猜，对这个结果她和我一样感到出乎意料。我们这些靠奖学金上学的为数寥寥，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而同学中大部分都是真正的中产之家子女，他们的父亲是教授、花边厂主或商店老板，反正是富人，为孩子付学费绰绰有余。不过学校里看不出有什么势利的迹象。在诺丁汉中学，我从来没有感到来自劳动阶级的奖学金学生让人瞧不起。但差异还是有的，我们之间有隔膜。这种隔膜并非出自主观意愿。我记得那些家境好的孩子为人和蔼，几乎总是礼貌周全。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难以言表的差异。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我们这些男孩子是同一个种族，来自同一个区域，什么都一样，可就是说不上来怎么回事，我们是不同的动物。

中学毕业后我在办公室里干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到小学当了老师，管着一班男孩子，头一年的周薪是半个银币 。从教师的岗位上，我上了诺丁汉大学学习普通课程。我们这些考试入学的人也被允许和那些交费学生一样学习学位课程。第一年里我选了人文课程 。

这里的情形同中学里一样。“普通”的青年在一个圈子交往，交费的学生不与他们来往。我们见面，也交谈，交换点看法。但我们两拨人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言表的鸿沟。其实这并非出自势利，因由比这要复杂。似乎是心跳的方式不同。我记得我给学院的小报投了两首诗歌，题目是On dit！（法文：他们如是说！）但遭到他们退稿，其方式是如今中产阶级办的月刊依然采用的方式。

劳动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在心颤上的不同是神秘莫测的，对此我从来没有做过分析，只是当成事实接受。但问题是，这东西妨碍了你听教授们讲课，让你从中感觉不到快乐。教授们的中产阶级心颤频率令他们的课讲得了无情趣，不仅如此，还让你觉得溶不进你的生命中去。于是在第一年年末，我厌倦了大学，放弃了学位课程，继续学我的普通师范课程，无所事事，写了《白孔雀》中的一些章节，要不就在上课时读读小说儿。

我再说一遍，他们没有一个不友好。教授们挺宽宏大量，甚至还很友好地主动接近你。可这无济于事。除非你本性上是个善于攀附的人，否则你就无法投桃报李。中产阶级的人似乎很是襟怀坦白，很愿意让你攀附进入他们的世界。可我却不会感恩戴德，转身躲开了。

其他读普通课程的学生也是如此。只有一个算是攀升到另一个阶级的圈子里去了，他是个犹太人。我同年级里最聪明的一个，也是个读普通课程的学生，一个比我聪明的伙伴，遭到了驱逐，变得放荡、酗酒，就那么死了 。

学院毕业后，我到伦敦附近的克罗伊顿去当教师，年薪一百镑。那是个新式学校，工作很累人。其实具体的教学我倒不在意，那些男孩子们总的来说也让我很喜欢，他们什么样的都有。我讨厌的是所谓的校纪，那种颐指气使，那种必须做出来的虚张声势。

是在克罗伊顿，我二十三岁上，我的一个女朋友 把我的几首诗歌寄给了《英国评论》杂志。当时的主编是福特·麦多克斯·胡佛，他在任的短暂时间里，杂志办得很红火。他给我写信，叫我去见他。他心地特别善良，马上就说服了海纳曼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白孔雀》。对这部小说，胡佛的评论是：“你的小说沾染了所有英国小说能有的毛病，不过你有天分。”他们从来也不吝啬叫我天才，或许，那个叫法是可以合法地馈赠于人的。但我的作品出版了，而且一直出版着，我从来没为出版费过劲。他们总是允许我当天才，也允许我有英国作家所能有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