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决斗，挽救民族危亡，在这一形势下，要求国民党人采取重大的社会改革行动并不现实。抗战胜利之后，形势改观，国民党人企图继续推行改良主张。它企图重提减租政策，并曾企图学共产党之所长，改变其土地政策，借以争取农民。

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既是对日斗争的合作者，同时，又是竞争者。蒋介石很希望国民党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将共产党比下去。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亲拟问卷，要求学员回答。其问题有：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等。将这些极其尖锐的问题坦陈开列，说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弊病了解甚深，也说明他改造国民党的心情相当迫切。1945年4月至7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高度警觉的心情关注这次会议。对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章的部分内容颇为欣赏。日记云：“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正是在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的驱使下，国民党重新捡起部分改良主义政策，以求挽回颓势。

1945年9月，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提出：“实行二五减租。”11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联合开会，讨论行政院所拟“二五减租办法”。出席者普遍赞成为农民“减租”，但讨论结果，都感觉难以推行。陈布雷称：“民生主义政策最具体的，也使农民得到一点实惠的，就是二五减租。本党政策，向来对于农工似乎不大顾到，所以共产党常常藉此煽动。”蒋梦麟则慨叹国民党的县长不行，乡镇长不行。他说：“办理时，如果不得县长帮忙，很难办得通。根本问题尤其在乡镇长，乡镇长、保甲制度不健全，不仅二五减租没有办法，任何制度都无法推行。”事实是，岂止“二五减租”，连不久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宣布的全国减免田赋一年的命令也无法施行。徐堪称：“免赋令下去以后，中央规定得很清楚，除了布告以外，又去了四五次电报，事实上中央免了，地方上并没有免，因为县级公粮等等，县政府依然在要，许多未经收编的军队也在要粮。”陈济棠称：“广东情形我最清楚，在过去人民没有钱，天天抓人，押了追缴。现在免了一年，还是天天抓人，人民真是不堪苛扰。”讨论来，讨论去，委员们除了决定准予备案，由行政院申令各级政府彻底实施，由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分令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随时具报实施情形，“务期达到增进佃农利益目的”外，什么具体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