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邀请各方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性的民意机构。8月14日，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宣布并判决其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警告其速归顺中央，完成统一”。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18日上午，蒋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将“对共匪军事准备”、“对共匪宣传计划”、“对共匪之总方略”作为今日三大要事，要求“切实决定，以便付之实施”。一方面，他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虑断行”，“不敢出以孟浪之举”。24日决定召胡宗南来重庆，同时拨发胡准备金1000万元，闪击延安计划即将进入实质阶段。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8月25日，蒋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国际与国内形势，做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复长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各个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布之重点”。8月29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论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9月3日，他与陈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谋”。9月5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抗战团体，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