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我恨自己。我恨自己的头发、脸，还有微鼓的腹部。我恨我说话的声音，总是带着颤音。我恨我写出的诗，总是多愁善感。我恨我父母对我说话的方式，音调总是比跟我妹妹说话时要高一些，就好像我是个叛逃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是给我压力太大，我就会炸死那些被我绑在地下室里的人质。

我把这些恨藏在心里，却处处都想发起挑衅。我把头发染成鲜艳的黄色，剪成胭脂鱼发型，这造型跟现今的时尚潮流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从八十年代年轻妈妈们的照片中得到的灵感。我穿着霓虹色的紧身衣，把身上所有的缺陷展露无遗。我母亲曾跟我大吵一架，因为我去梵蒂冈时，穿着香蕉图案的露脐上衣和粉色紧身裤，所有去朝拜的游客都瞪大了眼睛看我，然后扭过头去。

我住的宿舍里，不久前还住着低收入的老年市民，我不想去想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的室友搬去了纽约，去研究“农田到餐桌”式烹饪和女同性恋文化了，所以现在我一个人住在一楼的一间宿舍里。本来我还挺满意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橄榄球运动员把宿舍的门从门框上拽了下来，闯进我的宿舍，想教训她拈花惹草的男朋友。

我买了录影机和一对毛衣针，多数晚上都窝在沙发上，给我喜欢的一个男孩织着不成样子的围巾，而他已因为精神崩溃辍了学。我拍过两个小电影，我父亲对它们的评价都是“有意思，但没意义”。

在写作方面，许久没有进展，我开始翻译连我自己都不懂的语言的诗歌，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锻炼方式，希望这可以给我灵感，同时能改一改我执拗的脾气，把脑海中不请自来的想法梳理清楚——我很丑陋。等到二十九岁，我肯定就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我一辈子会一事无成。

你要是在派对上见到我，估计不会知道这些。我在人群中玩儿得毫无节制，穿着从二手商店买来的长裙，戴着假指甲，打扮得夸张耀眼。我努力驱散眼里的睡意，因为每晚我都会吞下350毫克的处方药。我跳舞跳得最卖力，讲笑话的时候也是自己笑得最厉害，随口说出的话总会提到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随意得像是在提一辆车，或是一个抽屉。我去年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一直没有痊愈。有时候，我颈部的淋巴腺会肿起来，肿成高尔夫球那么大，像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美国电影《弗兰肯斯坦》中的人物）身上凸出的螺丝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