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得厌食症。因为青少年杂志里有一篇文章，文章里附着一些憔悴不堪的瘦弱女孩的照片，她们双手叠放着。“憔悴不堪”听起来很恐怖：不但饥饿，还忧伤，又瘦骨嶙峋。可每次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七十斤的身体看起来总像个胖女孩。如果你的情况太严重了，就必须得去医院，远离父母。这篇文章中说，厌食症是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就像流感，或者吃JackintheBox汉堡时染上的大肠杆菌。所以我坐在厨房桌台前，吃着晚餐，祈祷自己不是下一个感染者。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释，厌食症不是一夜之间得上的。

我有那种感觉吗？有不想吃饭吗？我在想。

不。我很爱吃。

为什么不爱吃呢？到目前为止，我的食谱里只有有机汉堡排、菠菜奶酪馅意式水饺(我管它叫青草水饺)，还有我爸做的老鼠或者手枪形状的烤薄饼。别人告诉我，吃，真正地吃，是唯一一个让自己变得壮实、强大、聪明的途径。

因为我长得弱小，太弱小。即使我最喜欢的食物是这些：多力多兹薯片、牛排、莎莉磅饼(最好是只解冻一半的)、史都华法式面包红肠披萨。爱尔兰保姆做的肉馅的土豆馅饼，和大团大团的鹅肝酱，我喜欢用手抓起来当零食吃。我妈不承认她让我吃过生汉堡肉，然后喝一杯醋。但是我知道，这些我都干过，因为我都想尝尝。

我出生的时候是个胖婴儿――11磅重(这数字我倒是觉得蛮轻的)。我有三层下巴，坐在婴儿车里，肚子都大到往一边掉。我从来没爬过，都是滚，这是个预兆，预示着我会对大部分运动都比较抵触。我进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肤色健康的可人儿。我记得那时候我会花几小时的时间对着镜子看，惊叹于自己的形象：胯骨鲜明的线条，腿上软软的汗毛，还有柔软的金色马尾。我到现在还嫉妒八岁时的自己，能自信地穿着法式比基尼，站在墨西哥海滩上，然后去吃烤玉米片，喝可乐。

可是八年级的暑假，我的月经初潮来临了。我和我爸在乡间散步时，我突然感觉大腿内侧痒痒的，低头一看，有淡淡的血迹正向我的短袜延伸。

“爸爸？”我小声说。

他眼里泛起了泪花。“啊，”他说，“在俾格米文化。里，你这时候都要开始生孩子了。”

他给我母亲打了电话。原本在外面办事的她跑回了家，带着一盒卫生巾和一个意大利肉丸馅的地铁三明治。

我很快就重了三十磅。高中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对我来说，所有睡衣上衣还都变成了露脐装。但是我就是变了，体形突然间从瘦小变成了橡皮糖熊。我不算肥胖，但是一个高三生告诉我，我看起来“像个戴着帽子的保龄球”。我妈说，荷尔蒙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为了稳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吃的药。这一切都很陌生，感觉也很遥远。

就在这一年，我成了素食主义者。是因为对狗的热爱，也是因为在去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的家庭旅行中，一头奶牛对我眨了眨眼。理智地讲，我知道那头奶牛可能只是想不动腿就赶走眼帘上的一只苍蝇。但是那个眨眼，就像是不可辩驳的征兆，唤醒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一种对伤害其他生命时对它们的苦痛视而不见的恐惧。

我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十年，时不时当一段时间的素食主义者，然后又怪自己。我十七岁的时候，开了一场素食派对，甚至还被《纽约时报》时尚版报道了――标题是《年轻人嘎嘣脆的菜单！》――食物是一家叫素食城的餐厅提供的，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我穿着我祖母的迪奥女装，坚决不穿鞋子(皮质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向记者解释道，我不怎么关心伊拉克战争，但我为我们国家对屠牛的漠视态度感到非常苦恼。

我的素食主义倾向虽然是由深层的道德原因开始的，却很快转化成了瘦不下来的进食障碍。我从没把吃素食当成节食减肥餐，但它确实让我曾经挚爱的食物世界缩水了――我感觉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会疯掉的，我会变得像那个喝掉一片海却仍然感觉口渴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