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回到批评多元性的问题上。此章完全放弃前面超批评那种游戏的笔调和嬉闹的风格，运用更为清晰冷静的文体首次提出后现代主义的11个特征，同时指出，这些特征具有动摇我们的文化话语的作用。当今没有任何认知的、政治的或性力的符码能够制约我们知识中的迟疑不决，也许只有詹姆斯式的实用主义能够允许我们在相信自己能够适应环境的情况下暂时行动。在詹姆斯式的多元宇宙中，这样的行动可以避免走向教条主义或延宕不决的极端，虽然多元性本身从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符号。

最后一部分的两章评述后现代主义的磨难，展望它的前景。第九章回顾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提出它无法回避的一个急迫的认知问题，即“有没有意义”（make sense）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个有什么意义的问题。通过不同社会批评家、文本批评家、实用批评家之间的争论，通过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罗蒂之辈思想家的论述，可以获得各种答案的暗示。最后，论争回到威廉·詹姆斯早就提出的信赖与否的问题上。然而他那个“意志的天性”（willing nature）能够帮助我们通过多元的实践和信任之间的反复协商穿越后现代主义吗？

那么，后现代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呢？第十章试图从反思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此章回顾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根本论争，评述了后现代现象趋于成熟时批评方法与批评领悟力的转变。它还论及对立的思潮——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怎样竞相攫取后现代主义的生命为己有，即使这生命已开始衰老也不顾及。可是真正的危险究竟是什么？此章再次提出哈贝马斯、利奥塔和罗蒂之间的三角争论，推导出他们冲突的主题。这些冲突的主题可以作为例证说明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即内在–不确定性。然而，即使在这些理论冲突中，一种满含焦虑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共识，或者只是一种假设正在出现。这是一种多元的假设，等待着进一步的变化。

我们可以再次发问：后现代主义之外究竟还有什么？我们可以问，也可以回答，可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我只能希望，对某种新领域，譬如“信仰学”（fideology）——不像实用主义或信仰催生术那样有科学性——的兴趣将是荒芜状态的终结。

三

我知道，所有这些评述都无法使那些想要获得后现代主义确切“定义”的人满足。但是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而所有历史事件都无法获得公理性的定义。后现代主义像其他任何运动——例如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浪漫主义—— 一样是人类文化行为中的综合体。而人类的文化行为也很难与他们的其他行为区分开来。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任何特征都可以在其他时代和其他运动中找到先兆。我以为，对任何运动中的任何特征都可以作如是观。

我的看法是，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历史理解的特殊性。第一，历史上绝对新的、断裂性事件是极其罕见的，例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北欧人就发现了它，而埃及人则可能比他们双方发现得还要早，所以，任何“新”都有各自的来历。当我们接近它时，它就可能退却，消失（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巴特说得更对些）。第二，历史的叙述要求某种抽象，因此，只有以模糊事物的本质界限为代价才能获得连续性。例如，我们可以在这一前提下断言，崇高（the sublime）从朗吉努斯经过博克、华兹华斯、爱默生一直“延伸”到利奥塔。第三，任何关于“先行者”（antecedents）的声明——X并不新，你可以在Y中找到它——都掩盖着一种三重的解释：关于X，关于Y和关于“新”的特殊概念。而且这种复合的解释往往倾向于现在。例如，我们所以现在，而不是30 年前，才感觉到后现代的特征存在于《商第传》中，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现在才学会辨认后现代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才能把《商第传》而不是《汤姆·琼斯》，看作后现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