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人是一种能思维的二足动物之类——很难移用到我们的文化史中来，那么，怎样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来讨论文化问题呢？ 从传统与实用的角度看， 我以为要靠惯例（consuetude）。这本文集倾向于这一方式，即让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术语、观念和语境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澄清它自身的含义。通过“后结构主义论争”我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这种作用。虽然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点，但二者却是无法合并的。后现代主义似乎更广阔，其规模是国际性的，艺术、政治、技术，举凡文化的所有层面都在它的领域内，从日本建筑到哥伦比亚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种种思潮都可以是它的部分。后现代主义宽泛、松散、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的特点常令批评家们沮丧不已。

这些国际的思潮能不能被纳入某种有机的模式呢？到目前为止我能提供的唯一模式就是本书选文的内在逻辑表明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举出下列要点：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无处不在的幻象（simulacra）、虚假的事件（pseudo-events）、清醒地意识到主宰的阙如（lack of mastery）、随处可见的轻浮（lightness）与稍纵即逝（evanescence）、一种新的时间性或曰时间间性（temporality/intertemporality）、一种多样慢性病态的历史感（polychronic sense of history）、一种拼凑物或嬉戏的（ludic）、僭越的（transgressiv）、解构的知识与权威获取方式、一种嘲讽的、滑稽模仿的、反身的、狂热的当下意识（awareness of the moment）、文化中语言的转向与符号学的必须性（semiotic imperative）、社会中分散在引诱的技术与力量的技术里局部欲望的暴力（violence of local desires）。简言之，我看到的模式也正是许多人看到的模式，这就是西方世界那种巨大的修正一切的意志（及其产生的）种种不确定的／重新确定的符码、规范、程序、信仰。难道不是这些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吗？

如果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本书为什么却如我说过的那样最后要离开后现代主义这一主题呢？上面的简述暗示了部分原因，而大部分原因在最后几章中有所暗示。不过，要给出一个更坦率的答案却需要对我自己观点的变化做一点说明。

现在看来，后现代主义现象比我原先预料的更为繁纷，它的结构也更加复杂。尽管对技术的梦想和对乌托邦的憧憬依旧是它的核心，然而同我原先的设想相比，它的技术乐观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要少一些。我现在的看法是，它要求更多政治上特别是地缘政治上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不应缩减为右派或左派的空话、假话。也可以说，它要求一种富有韧性和弹性的实用主义，既内在于人的欲望中，又不失信仰的机灵性。从另一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有了改变，我觉得它转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无谓争斗和非神秘化的无聊琐屑，陷入了它自身的低劣与做作。它已经变成一种折衷主义的戏弄，一种引起借来的欢乐和微小怀疑的精致的淫欲。不过在更深的转变层次上，它仍然获得了某些更大的、一些人称作后人文主义的东西。

在与西方话语的竞争中，后现代主义的修正意志也将自己投入了试验。人们再不能按照它自己和它对手的术语、主张来理解它。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在一与多之间做出抉择，也不能在人文主义和解构主义、群体与扩散（dissemination）之间做出抉择。我们只能重新提出这些术语，把它们置于欲望、自由和正义的永不休止的磋商与谈判中，我们需要不断确立与创造权威，通过它们从中斡旋，随时处理欲望、自由与正义的问题。尽管今天到处存在着异端（heterodox）、异态（heteromorph）、异规（heteroclite）和不确定因素（indeterminate），但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人类的宇宙中，所以也常常因为对事物有同感而相互觉得意外。这正是本书也即后现代要转向的那个短暂的世界，也是本书永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