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在大清帝国北方萧瑟的荒野中，一个小戏班子正在走乡串户地演唱。他们每到一处，衣衫褴褛的农民就会簇拥而来。妇女们远远地望着，她们没有资格看戏，只能聆听那吱呀呀的歌唱之声；而那些近距离观看表演的青壮年农民，个个眼睛里显露出兴奋的光泽。

冬日的寒鸦在枯黄的树枝上鼓噪，艺人弦子颤抖的声音传得很远。戏唱完了，天黑下来，青年农民和艺人们围着猛烈的篝火坐在一起，村社提供了热粥，呼噜呼噜的喝粥声在夜空下飘散。片刻，呼噜声停了，弦子声接着响起来，第二出戏又开始了。

戏班子唱的两出戏是：《鞭花记》和《柳条记》。

戏文唱的不是皇帝、大臣或一个忠诚的武将，也不是员外、书生或一个富家的小姐。戏文里唱的主角，是一个名叫阎书芹的农民，跟随在这个农民身边的依旧是一群农民。帝国北方的农民都认识阎书芹，跟随在阎书芹身后的那些人他们也熟悉。戏里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前些日子：一群农民在首领的率领下奋不顾身地进攻——参加进攻的人草帽下插着一根柳条，他们听从首领甩响的鞭花以控制攻击的节奏——农民们攻击的目标是教堂。

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北方贫瘠的乡村里，在低矮的茅草泥屋之间，常常可以看见两样显著的建筑物：玉皇庙和教堂。玉皇庙往往摇摇欲坠，破旧不堪，它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站立了上千年；而教堂毫无例外是簇新而坚固的，因为它们刚刚盖起来。

帝国的山东与河北两省沿黄河两岸相交错。山东冠县北十八村与河北威县沙柳寨之间的毗邻地带，是一块“飞地”。由于处在省县交界处，远离朝廷衙门的管辖，农民们称这样的地方为“插花地”。在这片土壤严重沙化的土地上，不止一处的“飞地”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十八村。

山东冠县北十八村，包括二十四个村庄，其中的一个名叫梨园屯。

梨园屯的农民为一块属于村庄公产的土地，已经打了三十多年的官司。

根据官方史料记载，这起土地官司首发于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那时，爆发于南方的大规模农民造反刚刚平息，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为农民创造的“皇上帝”以及太平盛世的幻想依旧幽灵一样游荡在这片国土上。而在北方，农民们却与另外一个“上帝”打了起来。洋教士建立的天主教会多年来手段单一却有效：神父给最饥饿的人发放救济粮，为最贫苦的单身汉找媳妇，帮助最软弱的人与官府打官司，为垂死的贫困者无偿看病，建立不收学费的学堂——条件只有一个：入教。同治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展了人数众多的教民，单在那片飞地上的诸个“十八村”中，居然已经分离出二十多个教民村。洋教士不但成功地让中国农民每天进入教堂听神父布道，甚至有的神父竟然是中国人了。势力逐渐庞大的教民提出一个要求，要与不信教的村民分割玉皇庙的公产：土地。因为教民需要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教民与村民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不信教的村民分得庙产三十八亩，教民分得三亩。这个协议由梨园屯的乡绅主持签字。但是，当教民开始盖教堂的时候，矛盾发生了：教民有破坏或者拆除玉皇庙以扩大教堂土地的企图；同时，不信教的农民普遍地认为，那些教民因私分了洋人给的银子个个发了财。于是，他们坚决反对盖教堂，他们的公开口号是：以汉教战胜洋教。

什么是“汉教”？农民们说不清楚。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教”弄明白的愿望，他们原本也不是因为“教”的不同而心生愤恨的——由最细微、最实际的利益矛盾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争斗，最后形成最激烈、最血腥的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冲突，这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不变的农民造反的轨迹。

中国农民的精神首领，从来不曾是“教”而一直是“人”，是那些在乡村里被称为“首领”、“村首”或者“士绅”的人。这些人是农民，但绝不是佃农。他们往往占据着良田并出租土地；或者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知识阶层”，有能力包揽乡村中的道德评判和是非定性；还有，即便他们既不识字也没有土地，但他们强壮而蛮横，是村庄里正常生活秩序的认定者和执行人。以上这些人，是农民中日常活动最活跃、思想和行为最危险的一个小小的阶层。

如果没有洋教的入侵，村首的日子是美妙的。清末，内外交困的政局令这个庞大帝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偏僻的村野，出现了政权空白。县乡里甲等权力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管理复杂危险的村野事务，于是把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民纠纷乃至催纳钱粮租税的权力，“下放”给了乡村里的士绅村首。于是，这些掌握着农民命运的人与官府衙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没有文字契约的默契。清廷从不鼓励官吏下乡，认为衙门的官吏往往会激化矛盾而易产生民变，通常县令三年才会到他管辖的那些村庄巡视一回，每回也就是在村庄的会所里抽上一袋旱烟。

大清帝国乡村里由士绅村首形成的权力机构，被农民们称为“二衙门”。

洋教士和入教的农民首先触及的正是士绅村首的利益，即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

这时候，帝国北方乡村戏文中唱的那个主角出场了。

阎书芹，一个严格地说是半个农民的人物，因为他并没有始终以土地为生。他曾贩运过私盐，生意被官府切断后，结交了一群贫苦青年农民开始习练一种强身的武功，号称“红拳”。

在中国帝制的漫长历史上，历朝统治者绝对禁止民间结社，朝廷对民间的习武组织更是严加禁止，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对其首领的刑法是“凌迟”，即用利刀把一个人活生生地割碎。但是，太平天国农民军势力的迅速蔓延，使清廷对民间结社的法度突然放宽了。朝廷的目的，是想利用地方民团来抵抗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因为帝国的正规军已被证明不足以平定天下了，后来成为帝国陆军骨干的湘军、淮军等都是由此时的地方团练发展起来的。

阎书芹带领一批贫苦农户组成了一个护庙团体，名叫“十八魁”。这绝对是一群真正一无所有的农民：阎书芹因为自己的不幸对生活充满怨恨；阎兆风是一个在庙里煮完狗肉、再把吃剩的狗头放在神像头上的人；阎兆华更是又穷又横，乡村里的大户之所以不时地给他一点儿粮食，是怕他在他们的屋后放火……如此一个“十八魁”，成了保护不信教的农民利益的“军事组织”。

梨园屯的教民与村民关于玉皇庙庙产的官司，从县、府一直打到山东巡抚衙门。官司由村里的六位乡绅出面，三位进省闯衙门，三位留村想主意，全村不信教的农民纷纷捐款——敛钱打官司。很久之后，老人们还能绘声绘色地向子孙讲述当年的悲壮：梨园屯距县城一百八十里，官府审理官司的时候，村里有个“飞脚”罗三负责来回传信儿。罗三跑起来如腾云驾雾，一个来回“两头见太阳”。但是，无论“飞脚”罗三的腿脚多么快，官司却一直以村民败诉告终。这就是史料中所说的梨园屯“六大冤”。

“十八魁”的护庙行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官府不支持他们。冠县县令名叫何士箴，农民们称他为“何糊涂”，因为他企图在农民与洋人之间两面讨好。在处理“十八魁”护庙事件时，这位县令为了调解矛盾，平息事态，把附近村庄和邻县的头面人物都请到了梨园屯。这些人物包括曲周和威县的几个文武举人、冠县小王曲村的一位教书先生、陈固村的一位乡村医生——帝国乡村里的这些人物怎么能够与洋人和洋人支持的教会抗争？帝国的朝廷和军队不是都在与洋人的抗争中败下阵了么？何况，“十八魁”是些什么人，朝廷对洋人说了，他们都是暴民。

对于朝廷来说，帝国有臣民，有暴民，没有公民。

官司越败，人越气愤。一场土地官司逐渐演变成反对洋教的农民与信奉洋教的农民之间的冲突。一八八七年，梨园屯六位乡绅中的左建勋和刘长安，带领几百名村民把教民运来准备建教堂的材料搬运一空。这件事最后居然惊动了大清帝国的总理衙门，因为法国使馆为此向清廷提出了强烈抗议。五年后，官司依旧在打，但是冲突已经升级。反对洋教的农民请来一个道士住在玉皇庙里做主持，为防止信教的农民闯入，他们把乡练的枪械布置在了庙里。武装介入标志着更大规模的冲突为期不远了。

官司又一次失败后，阎书芹作出一个重大决定：散漫的红拳看来不管用，应该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这个字几乎就是接下来大清帝国混乱时光的代名词。

当夜，阎书芹带领他的“拳”兄们走了，去寻找他们早就听说的另一个“拳”——梅拳。

梅拳这时候几乎可以称为一个“教门”了，从明末算起，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梅拳有严格的师承传统和谱系，分为武场和文场，广泛分布于河北的冀州、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和山东的临清、冠县、邱县一带。梅拳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官府取缔，是因为他们的拳规极其严格，包括不准江湖卖艺、不准接触女人、不准与其他教派发生联系等等。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对“梅拳”的见解为：此“拳”是一个“纯粹的武术团体”。其实，在那个年代里，“纯粹的武术团体”是不存在的。被绝望的生活处境和不公平的现实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决不是为了弘扬“国粹”，一旦社会条件成熟，这类民间组织往往就会成为武装暴动的重要力量。

威县梅拳第十四辈文场师傅赵三多，是梅拳目前的当家人。他的不少徒弟在衙门里当捕快。凭借着声望，他成为威县调解民间纠纷的首领。他是非暴力者，不赞成“十八魁”的武装行为。他知道教民冲突在山东、河北交界的“飞地”地区已经公开化，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为洋教与梅拳教义相冲突。赵三多的手下有一个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谱中比赵三多长一辈，是个烧窑人，他成功地劝说了赵三多“举事”。当时，帝国北方大面积的旱灾令农民陷入生存绝境，而德国人对胶州湾的占领更令国人愤懑已极。就在这时候，阎书芹登门行弟子礼了，他们诉说了在梨园屯庙产官司中的不满。姚洛奇对赵三多说，无论是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乡土道义的需要，都必须站出来反对洋教！为了不连累传承几十辈的梅拳，赵三多决定脱离祖谱，与梅拳完全脱钩，再将愿意和自己一起“举事”的拳手重新组织起来，并为这个新组织起了一个新拳名：义和拳。

“兴清灭洋”，这是义和拳当时提出的口号。

义和拳，后来的义和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一八九八年的事，京城里的康党们已经开始逃亡。

朝廷无暇关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发生了什么事。即使知道了，也会认为不过是几个农民在与洋教士闹别扭。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正是这一点点火星很快就要演变成一直燃烧到帝国都城的熊熊烈火，继而又燃遍了整个北方。

一年以后，另一个“拳”以更大的规模蜂拥而起。

这个“拳”名叫“神拳”。

神拳没有红拳和梅拳那样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它只是黄河决口后冲出来的一个临时“团伙”。一八九八年，黄河在东阿县决口，淹没了东阿、茌平、高唐、聊城等州县——“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在水灾中流离失所的农民饥寒交迫地聚在一起，如果再不信点什么，他们就无法活下去了，于是神拳出现了。神拳信奉经过简单的仪式后，神的力量就会依附在练拳者身上，并且能够发生许多预想不到的奇迹。

“神拳”的首领是个名叫“小朱子”的青年农民。

小朱子，山东长清县人，出身贫苦，没有正式的名字，自幼随改嫁的娘四处漂泊，最后以“带犊子”的身份落籍在泗水县宋家河村。为生活所迫，三十岁时又回到长清大李庄的舅舅家。他白天干活，晚上与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神拳。随着加入的农民逐渐增多和影响扩大，他开始在临近各县发展“神场子”，进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拳首。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大名，叫“朱红灯”。这个名字显然是拳众们对他的尊称。他的名声巩固于一次与教民的对抗：为了惩罚，他令教民出钱请来戏班子贺神拳。这个让教会很丢面子的事使他威望大震。而他的地位陡升则源于与官府真刀真枪的一次厮杀，史称“前杠子李庄之役”。

前杠子李庄之役，起于平原县已经激化的民教矛盾。

随着德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和占领，洋教士跟在军队的后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各方济会和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都在平原县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穷困的乡村中吸收信教的农民并同时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国农民的传统办法，在信教的人中选择有势力的人充当教民的教首，这些教首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掌握权力的乡绅在利益划分上发生冲突。面对强大的洋势力，乡村的士绅只好求助于民间神拳，甚至亲自加入神拳以寻求支持力量。终有一天，民教双方火并起来，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农民抢了他们的财物。冲突惊动了平原县令蒋楷。蒋楷虽然也憎恨洋教，但是，根据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亲自率领官兵前去逮捕拳民。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平原县百名步骑勇役到达前杠子李庄，刚一进村就见二三百拳民在朱红灯的指挥下正列队击鼓，拳民随即主动向官兵发起了进攻。官兵和县令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攻方式：拳民四个人围成一个圈，“一圈跟一圈地滚动前进”。这是什么战术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与神拳信奉的神灵之术有关。当拳民们“滚”到跟前时，一下子砍倒官府的两名旗手。蒋楷见状骑马狂逃，步骑勇役顿时惊散。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场“战役”。

朱红灯没有追上蒋楷，决定率领拳民进攻恩县刘王庄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堂和庞庄属于美国公理会的基督教堂。原因是，在庞庄传教的是一个名叫“明恩溥”的美国牧师，拳民们听说他经常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动帝国政府出面镇压义和拳。明恩溥得知义和拳要来，立即联络山东巡抚衙门，要求派军队前来镇压。于是，济南知府卢昌诒与亲军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前往。朱红灯的队伍在半路上遇到官军的探子，朱红灯释放了探子，并让他转告卢昌诒和袁世敦：我们现在回前杠子李庄，是为两位大人考虑；如果我们再与官军相遇，大人就要自失颜面了。袁世敦认为，几个暴民根本不是对手，依然下令追击。官军与拳民在马颊河的河堤上相遇了。正是早晨，义和拳们正在河堤上吃早饭，官军突然围了过来。义和拳足有一千五百人，旗帜是红色的，拳手们的刀枪上也都有红布装饰，而朱红灯更是头戴大红风帽，身穿红衣红裤。义和拳照例是“轮圈”战术，几乎没怎么交手，官军就跑了。但是，官军的另一支支援马队到了，与向后逃跑的官军会合在一起，重新杀了回来。这一回，义和拳损失惨重，朱红灯带领残部渡河脱身。

朱红灯能够同时与教会和官军两面发生“战役”，帝国农民创造的奇迹引得各地拳会成团结伙地投靠而来。所以，义和拳开始叫“义和团”了，因为“团”字在中国是齐心合力的意思。

内外交困的大清帝国，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地方官吏，谁都没有力量遏止在荒野中蜂拥而起的农民。没过多久，在北方的大平原上，到处可以看见百十成群的农民，他们手举的旗帜上都写着：义和神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