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们认为，汉语中有一个字最难解释明白，英语将其委婉地翻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汉字就是“生气”、“气愤”或者“气概”的“气”。

帝国农民的肚子里充满了“气”。

他们同时认为，他们的“神”的肚子里也同样充满了“气”，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神”是谁或者是什么。

说“神”发怒了，不如说是帝国的农民发怒了。

农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国“神”。

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要害。中国从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起，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千百年来，无论马力多么大的蒸汽机都改变不了这一现实。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国家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如果说这个体积巨大的国家是一座结构复杂的建筑物，那么农民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地基。只是，这个地基一直是松散的沙土层。

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遍布着农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细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壮年、树阴下的老人、石磨边的女人，肮脏简陋的农舍昏暗处因为饥饿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牵牛花开放花阴下卧着的狗依旧无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的中国村落景象不变。

土地的极度辽阔和个体的经营方式导致帝国农民处于松散状态。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计较的人，也是最提心吊胆的人，可以为了一根干枯的庄稼秆而争吵不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生活使他们必须如此。帝国的农民更是时刻担心着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所有力量：扬着下巴的官员、行踪不定的土匪、说一不二的村霸以及反复无常的气候。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类似“国家”或者“集体”的概念，因为只要交纳了赋税，“国家”和“集体”就会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管向他们收赋税的是什么人，农民们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谁并不是笑话。

十九世纪末，大清政府官员的数量与他们管理的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特别是管理地方事物的基层官府编制极其简练。近代史料中，常见有县、乡衙门称谓的记载，却没有“按时上班”的官员花名册。于是，许多农民一辈子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们只能自己“管理”自己，任凭乡村里的富户依仗财大气粗制定出夹杂着风俗、神话和巫术的乡规，这些乡规将农民禁锢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狭窄空间内，并使他们的生存需求普遍维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点上。帝国的农民没有遗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种吃下去不会中毒死亡的东西：田野上的各种野菜、河沟里小手指大的小鱼、海滩上纽扣大的贝类等等。枯草和小树枝被老人和妇女小心地拾起来当做燃料；收割庄稼的时候，孩子们几乎趴在地上将散落的粮食颗粒拾起来——中国的烹饪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农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决定着他们吃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奢望吃饱。于是，农民们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所以，任何一个异常因素的影响——雨下少了，风刮大了，虫子多了，兵荒马乱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便会摇摇欲坠。

尽管中国的疆土横跨地球上最适于耕种的气候带，但是大自然从来没有格外关照过这个因人口众多而最需要粮食的国度。中国农民惧怕的老天爷在管理天气上与帝国政府执行其职能时一样，常常一塌糊涂。好像要验证中国人一直相信的朝代没落便“天象凶险”一样，晚清最后五十年里，全国发生水灾二百三十六次，每年平均有四十个州县淹没在浑浊的洪水里。“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流经中国腹部的黄河是这个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哺育了地球上最早的人类文明，同时也是扼杀人类生命的冷酷凶手。它那独一无二的黄水，在冲积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后，两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挡不住年年抬升的河水而一次次溃决。晚清末期，这条大河平均两年决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决口数次。开封西北三十里堡黄河堤防的一次决口，瞬间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没，数百万人失去生命。一八九八年六月，黄河在山东东阿县决口，附近数县一片汪洋。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本年黄河水之大，雨水之多，为数十年未有；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亦为近数十年所罕见。”１０十九世纪末，对帝国农民的生存造成威胁的还有旱灾。那段时间，全国连续发生大旱一百四十次，就连湖泊纵横、河流密布的南方也频频告急：江山县大旱，河流枯竭；镇海县大旱，舟楫不通；萧山县大旱，河床裸露；镇河县大旱，稼禾尽焦。更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北方，涉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受灾面积之广、灾民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河南“自春至夏，雨泽逾期，旱象日见”；山东“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更是无处不旱，“待赈饥民逾六百万之众”。

靠天维生的农民，生命极其脆弱，天若数月不下雨，他们就要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后几十年，因为天灾死亡的农民人口无从查考，但仅据史料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数字绝对惊人：山东、陕西水灾和浙江地震，死亡二十八万人；直隶水灾以及河北大水、甘肃大旱，死亡一千五百万人；黄河决口、蝗灾波及河北、山东、河南和湖北，死亡八百万人；安徽、陕西、山东旱灾，死亡一千万人以上；光绪“丁丑奇荒”中，仅山西一省就死亡五百多万人，这个数字已占该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些没有死的农民开始了大规模逃难。山东黄尘滚滚的土道上，河南荒芜的田野上以及河北干涸的河床边，数百万流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无泪。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现象竟有发生——“有一家食过小孩数个者，有一人食过九个人肉亦自死者。”面对铺天盖地的灾难，朝廷通常的赈灾办法是设立粥厂。北京六门外的粥厂调拨官仓大米一万五千，但是相对于上千万的灾民来讲无异于杯水车薪。朝廷害怕发生民变，禁止流民流动。清代学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无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

摆在农民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等待死亡和铤而走险。

聚集在黄河两岸的农民，皮肤颜色与那条大河一样，性格特征也与那条大河一样。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饥民成群，鲁南十余万饥民向苏皖流徙，然后又流回原籍；从山东曹县流动到开封的饥民，被遣送回乡的有七万之众；河南虞城农民童振青带头闹事，安徽涡阳刘疙瘩、牛世修也带头闹事了——这就是走投无路者铤而走险的信号。朝廷立即传电，指示江南、安徽、山东、河南和直隶五省迅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那个已被平原县令蒋楷率领的官军打跑了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此时又重新纠集起一支人数庞大的队伍。当官军出动与造反的农民接火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造反的农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是毁坏教堂、追杀外国传教士和入洋人教会的中国教民。他们的口号竟然是充满“爱国”情绪的字眼儿：“扶清灭洋”——饥饿的农民标榜他们是来“保卫”大清一统江山的。而更让官军尴尬的是，在这些农民高举着的代表义和团的红色旗帜中，居然醒目地飘扬着一面明黄色的巨大帅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毓。

明黄色，帝国皇家的专用色彩。

毓，山东巡抚毓贤的权力标志。

毓贤，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官员，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从小小的曹州知县开始，最后竟成为世界闻名的“祸首”，虽然他的名字在帝国历史中转瞬即逝，但其暂短的官员生涯足以书写出一本涵盖中国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的大书——他为人处世极端干练又极端愚蠢，是帝国官员中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

毓贤在曹县当县令的时候是有名的贤吏， “勤政事”，“励操守”，不贪污，不受贿，。但同时他又被称为“毓屠户”，行刑严酷，杀起人来表情平静——“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他最著名的行为是“为拳匪张目”——可以说，他是整个大清帝国第一个明确支持义和团的朝廷命官。一八九九年，他接替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正是义和团发轫之时。毓贤痛恨外国势力支持下的教会持势横行，从袒护反对洋教的义和团开始，进而成为坚定地认为“灭洋教即是灭洋人”的官员。《凌霄一士随笔》中说他“其心则不无可谅，不学无术害之也”。但是，在大清帝国内，哪怕是县令一级的官吏，必是饱读诗书之人。与帝国农民相比，毓贤在学识上可谓“大知识分子”了，说他“不学无术”是站在后人角度上的评价。而在当时，也许正是他的“学问”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宗教势力对帝国政权稳固的威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与大清帝国的饥民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后来清廷的官方史册把他列为“祸首”，除了外国势力对他的攻击外，他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把国家推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清史·本传》记载毓贤的罪行为：“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为‘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大刀会，兴起于山东的另一个农民帮会组织，是组成义和团的几个农民帮会中的一个。帝国的一省大员支持蜂拥而起的饥民，甚至帮助饥民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实乃帝国历史中罕见。很快，毓贤被革职。原因是，法国人为帝国居然有这样的官员责问了大清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毓贤被革职后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皇亲贵族和朝廷大员的府邸，大肆为已经形成造反规模的饥民们宣传。他宣传的重点是“拳民神助”，说那些要杀洋教士的农民个个有神仙般的“法术”，而得到了“神”帮助的事情绝对符合帝国的利益。当时，接受了他的鼓动的帝国大员为数不少，而他们都是能对帝国历史起到重要影响的人。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朝廷需要义和团的时候，毓贤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被重新任命为山西巡抚。结果是，他在山东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在山西很快就显出了政绩：他把山西境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国教民，统统杀了。

当平原县令蒋楷又杀回来的时候，朱红灯跑了，据说还是坐着轿子跑的。朱红灯，这个义和团初期的首领，在饥民中威风凛凛。他身披红衣，出门坐轿，前呼后拥——皇帝般的架势是帝国历史上所有造反农民首领的共同特征。朱红灯说，天下义和团命令你们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头。所有的饥民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他却在战斗中跑了，与以后义和团经历的所有战斗一样，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团民。在跑了的朱红灯和义和团团员开始绝望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巡抚毓贤把追杀他们的县令蒋楷和军官袁世敦撤职了。

朝廷的谕旨是：

山东平原民教构衅，知县蒋楷办事谬妄，即行革职。营官袁世敦行

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１１

这是一个罢免县级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正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文件，却影响了以后大清帝国的整个历史。

既然那个名叫毓贤的政府大员支持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这位大员的“部下”了。于是，黄色的“毓”字旗在滚滚黄尘中飘扬在干裂的土地上。在长清和荏平，饥民杀了外国天主教神父，对教民所在的村庄进行大规模的捣毁。在博平，他们更是一口气洗劫了四个村庄，抢走了教民的全部财产。

帝国的农民不知道世上有一种东西叫“界线”。

更何况他们因世代倍受欺压，自古就有一旦群起便敢为天下所罕见之事的习性。

朱红灯们捣毁的对象很快开始蔓延。义和团需要银子、粮食和其他财物，因为贫困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财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与行动需求了。有史料证明，仅仅在一个月之内，打着“毓”字旗的朱红灯们平均每天抢劫三个村庄，银钱、粮食、棉花、衣物、大车、牲畜等均在他们需要之列。

义和团，这些饥饿的农民瞬间就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一八九九年年底的一天，对财物的分配不均最终导致义和团内讧。朱红灯与其他两个首领争吵，团员们与所有的首领争吵。在神拳们的一片“杀”声中，朱红灯独自逃跑了。虽然他脱下义和团的“官服”，并且潜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还是被义和团团员抓住了——帝国的农民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一样熟悉他们的土地。另外两个首领也被义和团团员“送了官”。十二月二十四日，朱红灯等三个义和团首领被押往山东省府济南，当日就被砍了头。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已经在戊戌政变中进入帝国历史的人物，继毓贤之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与毓贤的区别是，他杀义和团，而且杀得十分凶狠。对于精通军事的袁世凯来讲，与几个饥民作战不费什么力气。他坚决地维护地方治安，鼓励每个村庄组织自卫武装，孤立到处流动的义和团并且分而击之。他发布通告说，凡是“团匪”格杀勿论。没过多久，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山东义和团的消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被史学家忽视的一个情节，即山东下雨了。一九００年四月，在义和团“举事”的那个地界——直鲁交界处，春风鼓动起一片片云彩后，“老天爷”下了一场透雨。饥饿的农民立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无论如何，庄稼能够生长起来，比当拳民要美妙得多。中国农民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生活观效果极其明显，用不着袁世凯格杀勿论，农民们很快就变得温顺起来，他们终于可以在雨后的土地里播下种子，并且可以想象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肚子鼓胀起来的样子了。

但是，山东那片有雨的云彩没有飘到百里之外的河北。

河北全省自开春以来依旧滴雨未下，农民们播种的希望眼巴巴地等空了。

义和团运动进入了河北。

河北的义和团正是造成不久之后大清帝国巨大灾难的主力军。

天不下雨，是那些传播和信奉外国教义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所犯的罪孽亵渎了中国“神”的后果。不承认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的中国 “神”，强行占据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胳膊上有颜色极不正经的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成为一个事实：洋人是邪恶的妖魔，妖魔使帝国土地上的庄稼遭了殃。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

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一九００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地方的饥民也跑来了。记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洋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义和团”的反洋倾向，向英国外交大臣作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谈到中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地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农民作出这样的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