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当彭德怀初步稳定前线战局时，杨尚昆带回了遵义会议的最后结果：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对头嘛！由老毛掌舵，胜利就有希望了。”彭德怀高兴地对杨尚昆嚷道，爽朗、欢畅的笑声在三军团指挥部回荡。

处于失败、沮丧乃至绝望之中的红军战士把部队的存亡、自己的生死寄托给几起几落、再度复出的毛泽东。

1935年1月19日清晨，东方红，太阳升，遵义城内走出毛泽东。他骑在马上，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神色祥和，他胸中翻腾着一个灼热的愿望：扭转危局！

“毛泽东又当权了？”在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吃尽苦头的蒋介石闻讯心悸，他对毛泽东用兵诡异、机谋百出、轻灵飘忽的指挥风格十分头痛，为此亲函薛岳叮咛道：

“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1月24日，按照中央军委北出黔省、渡江入川的计划，红军离开遵义，经桐梓、松坎等地，进占土城。

娄山关和遵义大捷，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夺回战争的主动权。3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捷报：“红军在3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两个师，缴枪在2000以上，俘虏约3000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令国民党追剿部队始料不及，大吃一惊。蒋介石终于尝到了红军战舰更换舵手之后的声威。为了不再度落入运动战专家毛泽东的圈套，他不得不搬出故伎，重施碉堡政策。

在重庆范庄，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开会，指出：“娄山关及遵义两战，显示共军战力仍未稍减，大家不要轻视。临阵轻敌，损兵折将，掉了脑袋是小事，影响或贻误党国剿匪伟业是大事。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供应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共军逗留此地，徘徊于绝境之中，乃是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宝贵时机，迅速实行堡垒战术，这是我们取胜的法宝。”

按照范庄作战会议的部署，薛岳率中央军尾追侧击，行军速度与筑堡速度同步并进；李韫珩率第五路军由黔东赶至遵义，驻防修堡；上官云湘率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维护公路交通，沿线建造护路圩；刘湘令川军挺进到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在滨临长江的宽广地带抢建护江圩，滇军龙云令孙渡率部前伸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以垒代兵，封锁横江。这样，不及1个月，长江以南、贵阳以北、金沙江以西、乌江以东，由川军、滇军、黔军、中央军数十万人马抢筑的数千座碉堡形成新的堡垒封锁线，红军重新受困于以赤水河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处境异常严峻。

3月10日零点过后，中央军委收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急电：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彭新场、三重堰，消灭西安集、新场、三重堰之敌。”

林、聂的电报反映了大战告捷之后红军求战的心情，从对象和时机的选择上也颇精明。打彭新场一带据悉驻有黔军1至2团兵力。黔军被红军蔑称为“双枪兵”，除了步枪之外，还每人随身携带一杆烟枪，战斗力孱弱。避强击弱，符合毛泽东平素的军事原则。

“林彪劲头很大呀！”周恩来不无赞赏地一边说，一边把电报递给新任军委前敌总指挥毛泽东。

“你同意林、聂的请求了？”毛泽东霍地转身，停止踱步。

“大多数军委委员差不多都赞成避开实力强劲的中央军，敲打战斗力不强的滇军或黔军。”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

“我觉得这仗打不得。”毛泽东态度非常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