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文明之发展，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的特殊时代，苏轼绝对是一面旗帜，在尚雅、崇理、博学、富趣的时代氛围中，苏轼已俨然成为一种“符号”。换言之，苏轼以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

宋朝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地给予他们及第、推恩、特许的资格，任用他们，厚待他们，坚守祖宗不杀文官的遗训，让他们说话；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监督、弹劾，往往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整治他们，导致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这样一来，作为政治惩罚的迁逐流放对士人来说便成为常事。宋代士人处于三教合流、理学勃兴的哲学思潮中，长于理性思考，注重志节气概，故而面对迁逐之常事，多能以哲人的冷静与理智调整心理状态并以此表现志节气概，以泰然无迁谪意自处，这是苏轼贬逐心态所处之历史文化土壤。

儒家文化充满阳刚健朗的力量，总是相信春回大地，相信花开陌上，相信白昼比黑夜更美好，相信君子比小人更高尚。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中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他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即使沦落到海南岛这样的地方，还是“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苏轼始终不改儒家济世情怀，他注重汉黎关系和谐，面对当地生产落后的状况，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人重视农业生产。他带领乡民开凿井泉，建立东坡医疗所，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经过3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外以儒家治世，内以佛老养心，内外结合构成了苏轼生死观的奇绝景象。

他谪居海南，不忘与当地黎族土民共娱同乐，共享生活乐趣，“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咬葱叶送迎翁”，“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此间有什么歇得歇不得，贬谪南荒，便歇在南荒，乃至愿意“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一次又一次用诗性的方式将平生逆旅化作胸中坦途，这种超越一切苦难的怡情快意被后世称为“东坡事事爽”，而苏轼心灵之上建构的庞大的超利害、忘物我的心性本体世界更是令我们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