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来我郊区书房温榆斋的女编辑徐某，开门迎她我就一愣，她进屋后自己笑说，知道我是觉得她那顶带面纱的欧式古典坤帽扎眼。坐下来之前，她还把那面纱用双手慢慢地揭起，我说像是在拍电影，她笑得更灿烂，说那帽子正是电影道具，是要在他们出版社出自述的一位当红女星拍完一部新片后送给她的，那部新片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20 年代，女星扮演一个赴法国留学的富家小姐。她是给我送一部书的大样来的，其中有些地方需要当面跟我确定去留改动。我们处理完了书稿，闲聊一阵。她送来他们出版社新出的一本书，讲中国早期艺术摄影的历史，她说其中刘半农那幅《大风起兮》最有味道。我翻看那一页，确实精彩。拍的是古城墙下，在风中挣扎前行的挑夫的剪影。刘半农是中国最早倡导艺术摄影的人士，此事和他发明"她"字一样，功不可没。他的艺术摄影能把镜头对准社会中艰难生存的下层人物，难能可贵。艺术摄影，除了照片本身的质量，取一个什么题目也很重要，《大风起兮》这题目就取得好，摄影技术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但刘半农成功地在这幅作品里，将艺术摄影本土化了，不仅题目有中国味，在洗印剪裁的技巧上，也追求中国水墨画的神韵，有反复欣赏的价值。窗外风声渐成推磨之音，一些沙土扑在窗玻璃上发出筛糠般怪响，徐编辑就说怎么你这村里村外的生态环境也并不怎么样啊。我承认。我在一些文章里，把我这温榆斋周边的好处说得比较多，其实，环境污染非常严重。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风扑到我书房窗玻璃上，粘住似的好久都不离去，我就指着它跟徐编辑说，你看，多么丑陋！有人把废弃塑料袋的污染叫作"白色污染"，真要都是白的，也许还顺眼一点，这村里村外废弃的塑料袋，什么颜色的都有，秋后收割后的玉米地，留下的那些秫秸头上，大风过后，全是钩住离不开的薄薄的劣质塑料袋，五颜六色，看去恶心，谁有工夫一一去把它们收拣起来？冬天雪后暂时眼净，开春后，拖拉机来耕地，把那些残留的塑料袋连秫秸根带土翻埋在地里，那些塑料袋几乎全是不具备降解性，有毒的，难怪这些大田里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势差！大风起兮，她那顶电影道具的帽子和面纱是不顶用的，出门就得灌一脖子沙土，我就再招待徐编辑咖啡，等风小后再让她回城。她跟我说起前些时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看到的优美环境，以及那里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为什么我们就非得用那些劣质的塑料袋呢？特别是买菜的时候，自己拎一只竹编藤编的菜篮，或者厚实的帆布袋，去装那些买来的菜蔬，不是很好吗？报刊广播电视里不知道宣传多久了，但事到如今，还是薄薄的杂色塑料袋横行，一些超市还在使用，更别说那些农贸市场。叹息之余，我就坦白，其实我自己，在这村边的农贸市场买菜，有时也并不自带盛菜的工具，而是接受小贩提供的那种超薄的塑料袋，只不过回来后我会把它扔进自家垃圾桶，最后再连同其他废弃物扔到外面的大垃圾箱罢了。

徐编辑说，这就跟随地吐痰一样，不管GDP 值怎么飙升，中国人这一类的陋习，看样子还需要很久以后，才能够不那么普遍存在。"这究竟是为什么？"我问，她只点头赞同我的问题，也并不能作出回答。

风就是不停。徐编辑说必须回去了。她毕竟有自己的富康车，就停在书房外几十米处，进了车就没事儿了。我说那你就把我捎到村边农贸市场，我连一茎菜叶也没有了，非去一趟不可。搭车到了农贸市场，没下车，我和徐编辑望出去，就全愣住了。

那农贸市场没有一个顾客，但几乎所有的摊位还都在坚持，空档很少。那些守摊的人，多半是一个摊位一对夫妇，简陋点的，就是个地摊；稍好点的，支个破遮阳伞，伞下是放菜的三轮车；生意做得久发达一点的，是小卡车，上头张着比较阔大的帐幔，除了卖菜，还卖水果。这一切，摊位和看摊的人，全笼罩在"大风起兮"的氛围中。这本没什么稀奇，对不对？可是我跟徐编辑为什么愣住？就是我们都分明看见，所有那些看摊的男女，全都把一个塑料袋箍套在自己脑袋上，用来挡住风沙！

那天晚上，风停了，徐编辑来电话，说她实在难忘看到的那种情景，她鼓励我成为"当代刘半农"，去拍下那现实中的"大风起兮"。我却告诉她我一点不想拍照，我只是在琢磨，也许，只有在一个大体均富的社会里，才能切实解决塑料袋污染这类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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