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朝着现代管理转型的话，这“四朵金花”能支撑多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走上科学化和秩序化，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逐渐演变，像这类把村落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渗入现代企业与地方发展、强调带头人绝对权力的模式究竟还有多大市场和生存的空间？或者说，还有多少可借鉴的实质价值？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道德力量对经济发展能起一定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不规范的管理体制下，道德约束力对个人、企业都具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问题是，过分地追求整齐划一，过分地抹杀个人存在的独特个性，过分地把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公共行为一致化，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到，虽然有各个省份的成百上千的参观团和学习团去学习经验，但是，典型依然只是典型，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无限推广开来。恐怕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其一，政府不可能支付得起这样庞大的贷款；其二，民众虽然希望致富，但是当约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自然地反抗，从而导致村庄强制管理的土崩瓦解。

其实，南街村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赢利了，也不在于它展现了“河南人”怎样的政治性格，而在于它所存在的方式本身是一个“混合体”，是传统政治思维模式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一个怪异品种，前者在时代精神中还有存在的土壤、空气和精神基础。河南作家李佩甫《羊的门》用最形象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中国思维，那是一张张权力、人情、利益交换的网织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只依靠领导道德的约束，“南街村”恐怕也不会存在这么久、这么红火。它是中原文化下的典型产物，但却不仅仅是中原的，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抽象和原型。

一些学者认为“南街村”现象从另一层面提前给我们描绘出实现了的“共产主义”的光辉图景，最起码它提供了“纯洁”的可能性并且实现了民众共同富裕的梦想。可是，谁能知道潜流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众满意（许多文学作品、电视画面用小脚老太太的诉说来强化这一“满意”效果）来衡量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更不能以此来衡量它是否符合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思维。因为这一“满意”背后涉及民众本身的素质、意识和它的历史渊源。中国民众素来以实用主义、以最眼前的利益来衡量一切，当贫困压倒一切时，能够生存、能得到温饱就是他们最高的意愿，而对所谓幸福、自由、个性的追求则退居次要位置。这种实用主义思维不只是民众的固有思维，也是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这个“实用”不是以是否符合了“人的本性”为标准，而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为标准。这样的话语用在解除思想束缚上、解除计划经济体制上非常恰切，但是，如果成为一切制度的标准，尤其是用在对待人性、对待在体制中生存的个体身上，又是非常可怕的。“南街村”现象以独特的方式显现出时代精神的深层危机，显现了当代文化精神对“人”的漠视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漠视，它也显示了中国当代政治思维与传统思维之间的某些暗合，这些漠视和暗合形成巨大的潜流，影响着当代精神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