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制造与文化导向

在分析“河南人”现象形成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重要一点：当代文化中媒体的制造能力。通过“河南人”的话语塑造，充分展现了大众文化传播的暴力特点和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力。“河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是想象出来的产物，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这样一个整体形象。但是，在当代媒介的话语空间里，“河南人”是骗子、大话精、造假大王、歹徒，是肮脏、落后、愚昧的化身，不守规矩、不讲信誉、坑蒙拐骗，凡是坏事，都与“河南人”沾边。现代媒介用它无边的想象能力、极强的修辞能力和迅即的传播能力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丑陋的“河南人”形象。网络、报纸和电视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为公众想象出了一个“真实”的“河南人”形象，现代媒介用这种几乎仪式化的方式提升了公众对“河南人”形象的文化认同，一旦如此，“河南人”就真的存在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制造、想象了“河南人”的存在。电视、报刊、网络的充分发展，是现代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一个大胜利。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人们的态度常常以所获得的信息为根据对目标对象做出判断。在反复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被强化。而媒体之于河南，好比当年的兵家，是必争之地。正是媒体使“某些特定的河南人和河南问题”变成“河南人”这样一个具有整体地域特征的称呼，使“河南人”变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它不由分说地把所有河南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把它上升到一种荣誉感和生存危机意识。媒体制造了“河南人”，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几乎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神话。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谈到“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生时说道：“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出来的社群’之风格，它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现代性的过程所催化，而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这也是现代化‘必有’的产物：世俗的理性精神、一种根据日历而来的时间观、资本主义动力所催生的科技发展、大量的识字人口、大众传播、政治民主化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有的这些特征总合起来也就以繁复的方式提升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成为文化认同的最主要形式。”其实，“河南人”的产生也大致依循了同样的过程。

“河南人”现象充分显示了媒体在我们时代的支配位置，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制造着我们的生活，并且制造着真实。从“河南人”这一产生过程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媒体、民众包括中国的所谓现代化管理制度和中国文化离现代性到底有多远，我们还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文化精神的巨大塑造力和固化作用，媒介的导向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反复暗示性都会影响着民众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