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0日

甄叔叔今天来了。他问起联系医院的事，我希望他做做母亲的工作，检查倒在其次，先注射些人体白蛋白之类的营养药物才是当务之急，每天只吃蛋羹、粥、米线，营养肯定跟不上，眼见着人越来越虚弱。我每天都在担心她突发什么状况。

甄叔叔走了，家里又只剩下我们俩。“只要没有并发症，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害怕，我是医生，我清楚现在还没到最后的时刻。”母亲平静地说，她看着我，但我不敢看她，像是做了件错事被发现时的尴尬。“走时的衣服我已经准备好了，放在那个盒子里，不用买新的。”她努了努嘴示意我，那只放在床头柜旁边的塑料盒子一直没动过地方，以前母亲用它来放些不再穿的旧衣服。“到时候，给我穿好衣服，戴上那条淡咖啡色的小丝巾，还有假发，要漂漂亮亮的。”说完，她不再看我，盯着电视里的唱歌比赛，好像很快就忘了刚才说的话，也忘记了我。

我习惯家里什么事都由母亲决定，大到买房子，小到喝什么样的水，她甚至对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要参与意见。为此，我们在买了房子，并且完成装修后才把她接到北京，只特意留了一间房间让她按自己的意思布置。从墙纸的颜色、窗帘的款式，到家具的风格，好让她觉得她依然拥有北京这个家的控制权，尽管只是部分的。我总想，现在由着她的性子折腾，由着她发号施令，她终归有老了、折腾不动了的时候，终归会有需要依赖我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她说需要我的那一天。显然，母亲不想给我这样的机会，她连这最后的机会都不留给我。

十四岁那年，父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瞬，那个黑洞洞的狭长的隧道似的匣子轰然亮起了火光，那一刻，我被身边的一位阿姨猛地揽到了怀里，世界顿时只有黑暗，耳边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现在我终于长到应该把她揽进怀里的年龄，可她不需要我，没有人需要我，也许是我没能在母亲面前掩藏好面对死亡时的惊惧与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