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4日

现在母亲只关心一件事：什么时候能住进医院？

生病以来，她先后住过七家医院。第一家医院在极短的时间里判了她的“死刑”。甄叔叔在电话里说，母亲的肺部发现一个包块，当时的包块不过是医学影像里的一块白斑，但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出了担忧与不测，我知道，情况不容乐观。离开她这十年，我一直生活在抛下她独自一人的内疚中，母亲从来不主动表达思念，可我知道，她需要我们，需要那种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那次我是在医院门口见到母亲的，其实，我们刚刚分开一个多月，她除了看上去比上次见面更加疲惫和憔悴以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互相打量着，母亲先开口：“甄叔叔给你打电话了？我让他别告诉你们，没什么大问题。”我试图从她身上看出更多的不妥，但一切如常。一个月前，母亲到北京过春节，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她每次到北京都会生病，不是感冒就是上火咳嗽。于是，她更加不喜欢北京—太大，太不方便。冬天连点绿色都看不到，吃的也不习惯。母亲总是能找出一堆理由不去北京生活。其实，她最不情愿的是把自己变成小区公园里众多遛弯闲聊跳健身操的老太太中的一员。在老家，她是被许多人认识的妇产科主任，她享受那种被众人需要、通过她的医术让患者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成就感。在北京期间，感冒一直没好，但她还是坚持按原计划去江苏的舅舅家，冬天的南方有种透骨的阴湿，感冒更难痊愈，直到回了老家。

三天以后，所有的检查，病检、CT、MRI，以及最先进的PET都指向一个结果—肺癌晚期。“以病人的年纪和肺癌IV期并有转移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建议手术，治疗也没有什么价值。回家吧，尽量满足她的愿望，吃点好吃的。”我对面的这位医生，年轻得让人一眼就看到他在专业方面的稚嫩，虽然他努力把权威写在脸上，可我看到的只是他的冷漠。五年或者更长的医学院学习，以及数年的临床实践，除了对生命近乎冷酷的理性与漠视，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作为一名合格医生最基本的品质—怜惜，对生命的怜惜。他一直极有礼貌地尊称母亲为“老师”，在医生这个行业里，只要是比自己早毕业的同行都算是“老师”，大概也是这个以经验为宝贵资源行业的一种规范，这让母亲颇为受用。我接过他手中病历的时候说了声“谢谢”，心里已经决定把母亲转到北京治疗。我认为，我们不该就此向癌症低头，我们总得做点什么。

母亲大半辈子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但作为病人住进医院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