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斯顿的周末，如果我们不去教堂的话就没什么事情可做。大多数周六的时间，我们不是在美式大卖场闲逛，就是在当地麦当劳的游乐场里玩耍。第一次吃麦当劳的巨无霸，我难受极了。在这之前，我从未品尝过比这更典型的美国式味道了——一口咬下去，腌菜、芥末和蛋黄酱的味道全在嘴里。我实在想不通，这熟悉的汉堡包的味道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只感到一阵恶心。直到现在，如果我附近出现这几种调味品的味道，还是会令我瞬间食欲全无。上天保佑我，千万别在不经意间吃了这三种调味品中的任何一种。

在杨斯顿的医院里实习了一段日子，父亲还是觉得这里的工作不适合他，决定要搬回纽约城去。于是，他拜托自己在布鲁克林犹太医院那位好心的指导老师带他回去。搬来俄亥俄州一年之后，我们所有的家当（包括在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圣诞树，和圣诞老人送来的一架崭新的鲍德温直立式钢琴）又装载在一辆小货车里，拖着我们的旅行车出发了。我们一路驶向纽约，沿途只在高速公路上的停车站处，围在卡车司机周围睡觉休息。再次回到皇后区，我们就像流浪者一样在城里转悠，拖着那些跟着我们满世界跑的家当，在每一块写有“出租”的牌子前停下来询问。

我从小长大的皇后区的公寓群，是个有着来自世界各地家庭的惊人部落。我的玩伴有约旦人、墨西哥人、亚美尼亚人、日本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印度人、中国人、古巴人，还有以色列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聚集在这里，却都有着共同的故事——关于战争、逃亡、流离失所、幸存、流放和重建的故事。他们远渡重洋来到纽约，都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

那个时候，孩子们是被允许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在邻里附近闲逛和玩耍的，再后来，父母就不再会让孩子这样随意了，孩子甚至都不能在远离大人视线的地方玩耍。那个时候，邻居的孩子们一年四季基本都在室外，不管是否上学，都从早到晚随性地玩耍。孩子们一起溜冰、骑单车、玩跳房子、跳绳、在喷水器下面欢快穿梭。

我们随意进出邻居家，把他们吃剩的饺子、咖喱、匈牙利红烩牛肉当点心吃掉。我们互相传递着关于共产主义、极权的独裁者们、灭绝种族和严酷刑法的神奇故事。我们还会穿上各自的传统服饰玩游戏。我们一群孩子在一起，常常摔破了手脚，弄得浑身泥泞不堪，身上还带着淤青，即使是互相争斗直至内伤，也没有家长会知道。所有这一切，在今天这种家长对孩子小心监护的时代里，让人很难想象。我自己的孩子就永远不会知道，我当年作为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小女孩，享受过的那种孩子之间自由自在的、危险而兴奋的快乐的童年。

来到美国短短两年时间，我已经开始习惯了用英语思考，甚至做梦也是如此。当这种转变逐渐显现时，我父母尝试着立了一条要在家里说韩语的规定。但这种转变的趋势太强大，而我父母的严厉决心却逐渐软化。随着移民们逐渐在美国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他们会有一些别的更紧迫的焦虑。比起那种急迫的生存需求，来自父母的强行规定会逐渐被抛至一边。我听说，在一些其他的韩国移民家庭里，如果孩子在家里说英文的话，父母会把孩子扔出去，或者实行非常严厉的惩罚。但我父母逐渐也就放下了这种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完全双语化的愿望，只要在家里能够进行流畅的双语对话，他们就很满足了。因此，直到现在，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会继续说韩语，我则用英语回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