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赫尔曼病房的头几周里，我也一再观察，发现正是萨尔策教授实施过手术的患者，没有通过手术保住生命，也许可以说，这是这位享誉世界的教授走背字的时段，在这期间我自然对他感到恐惧，所以就决定让那位家住林区的主治大夫施行手术。今天看来，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幸运和明智的举措。但是如此这般的揣测是没有用处的。我每周至少一次，尽管开始时只是通过门缝看到他，可是我的朋友保尔，在住进路德维希病房后的数月中，竟一次也没有见到过萨尔策教授，而这位说到底是他的舅舅，如我了解，萨尔策教授是知道他的外甥住在路德维希病房里的，我当时想，从赫尔曼病房到路德维希病房的几步路，对萨尔策教授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妨碍萨尔策教授造访他外甥保尔的理由不得而知，也许有非同小可的缘故，也许只不过懒得动弹，不愿意多走几步路去看望外甥罢了。

我第一次住进赫尔曼病房期间，保尔已多次被送进路德维希病房。在我这位朋友一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每年至少两次，总是突然发病，而且每次发病的情形都很可怕，不得不送进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次住院的间隔越来越短，也经常被送进林茨附近那家名为瓦格钠-约雷克的医院，他是在上奥地利州特劳恩湖畔出生和长大成人的，直至他去世，在一向属于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一处旧农舍里享有居住权，一旦他在这里发病，就被送到上面提及的那家位于林茨附近的医院。他很早就患上了这只能认为是一种所谓精神病的疾病，大约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本人很少谈及此事，但从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的朋友保尔的一切，不难对他如何患上所谓精神病有个粗略的了解。保尔在孩童时期，体内就埋伏下所谓精神病的种子，一种从未精确界定的疾病。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作为一个精神有毛病的婴儿出生到这个世上的，就患有了那种后来控制、左右了保尔一生的所谓精神疾病。直到他去世这种精神疾患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人不为这种病所折磨度过一生一样。他的所谓精神病的治疗过程，充分证明了医生和医学的无能为力，令人极其沮丧。医生和医学的无能为力还表现在，总是给保尔患的所谓精神病冠以种种令人极为不安的名称，当然从未有过正确的称谓，因为他们没有头脑，行医乏术，他们关于我朋友的所谓精神病的种种称谓，到头来总是错误的，或者甚至于是荒谬的，结果总是一个取代另一个，那情形着实令人汗颜和沮丧。那些所谓心理医生诊断我朋友的疾病时，一次说是他患的是这种病，另一次又说是那种病，就是没有勇气承认，他们事实上对这个病和对所有其它疾病一样，都不能给出正确的称谓，只有错误的，总是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名称，因为归根到底，他们如同其他所有医生一样，至少通过总是给疾病以错误名称让自己感到轻松和舒适，可这轻松和舒适无异于谋害患者的性命。他们任何时候都把“狂躁”，都把“抑郁”这样的词儿挂在嘴上，每次又都总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如同一切其他医生！）都使用某一个科学名词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以求得保护自己（而不是患者！），像一切其他医生一样，治疗保尔的医生们也以拉丁语打掩护，逐渐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患者中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不可穿透的大墙，他们的前人多个世纪以来，仅仅为了隐瞒他们医术低下、掩饰他们的江湖骗术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