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戏第二度演出的时候，国内形势已经很严峻啦！也是周总理出来，说一句话，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才没有被“枪毙”。

“文革”的时候，这部戏整个被否定了。“文革”初期，我父亲受到严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尽了。这个事来得太突然，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清晨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他失踪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和大妹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在衣服里面套了我父亲的血衣，我要告诉周总理，我父亲受到严酷的摧残，情况非常紧急。我就到接待站去递这个消息，要让周总理很快知道家里发生的大事情。负责接待的人看了以后，说：“你放心，我们立即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总理。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我还没到家，妈妈就接到电话：“信收到了，周总理对这件事表示极大的关注，不要太着急，我们正在想办法找。”当时我正在回来的路上，到家时我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周总理对当时的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呀，想办法到老舍夫人家去看一看，看看他家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呢，必须代表我去对她表示慰问。”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基本上把我父亲打成敌人，家里完全被抄，完全破灭了。周荣鑫没有敢来，不方便。这样，周总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了王昆仑副市长。王昆仑与周总理非常熟，跟我父亲又是好朋友，都是在重庆那个时候的老朋友了。周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不在了，你是否知道？”王昆仑正好是最后一位留下来的北京市领导人，他当时算是一个民主人士，其他的人全部都被整垮了。他说：“我知道，我有一些耳闻。”周总理对他说：“好，你晚上到我家来，一定来，我要跟你详细谈一谈。”夜里，王昆仑见到我母亲，把这些情况详细说了。他就说：“你呀，把你所知道的老舍死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对这件事情正在进行调查。我还没有调查清楚，你既然是一个当事人，当然，我希望你把情况真实地告诉我。”

王昆仑曾经到了孔庙，看到过残酷斗争文艺家的情况，但他不敢出面，也无法阻止当时的这种场面。他远远地看见，非常焦急。当时，受伤最重的是我父亲。王昆仑把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后事的情况都跟周总理讲了，大概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慢慢地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人员的待遇，包括财产，包括存款，包括我妈妈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周总理在一点一点地保护着我们。

但是，我父亲之死，在周总理的心里留下非常大的阴影。他觉得遗憾，他没有来得及保护我父亲。所以大概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社论出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父亲之死这件事经常在周总理心中浮现，到他晚年重病的时候，1975年，他在北海三○五医院养病，8月23日这天，他走到北海边上，对着湖水默默沉思了一阵，他突然问旁边的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医护人员想一想是8月23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他说：“总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周总理说，我来告诉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点耳闻，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诉你。”他非常详细地讲了我父亲去世的经过。

这些经过，显然是他经过调查得来的。由此可见，我父亲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过了几年，周总理去世了，“文革”也结束了，经过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父亲在被迫害的文艺家当中很早得到了平反。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过：“像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