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在很隆重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来得最早，她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到了以后，把我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召到一起谈话，她讲：我今天是故意提前半个小时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来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对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示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所以我今天来是代表恩来同志来的，如果他活着，他肯定提前来，他肯定对这件事情表示悲痛。她说：他对老舍先生非常尊重，他们俩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所以老舍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老舍先生的去世是文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没有保护好老舍先生，他自己觉得非常内疚。

他们之间这种深厚友谊，我在父亲生前多次谈话当中也能够体会出来，他很爱说的一句话是：“总理是个伟人。”他每次跟周总理谈过话以后，总是召集全家在一起，来讲一遍周总理讲了什么话，周总理对他有什么指示，要他做什么事情，非常兴奋。每次都是这样的，看得出来他是由衷地佩服周总理。

我记得，郭沫若、梅兰芳等入党的事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也表示了强烈的愿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就到我家里来了，跟他长谈了一次，大概有整整一个下午，谈的内容，没有透露出来。但是从那以后，我父亲就不再提入党的事了。

所以，我想周总理跟我父亲之间的友谊不是一般的，的确像周总理对别人说的那样：我跟老舍一般大，我们都属狗的。他用这种比喻来说明他同文艺界的关系。

我父亲的职务很多，有一个职务是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在抗美援朝时，他同贺老总到朝鲜慰问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贺老总是团长，他是副团长。到了那儿，他就被志愿军感动了，就对贺老总说：“我要住下来写本小说，写志愿军，你看可以吗？”贺老总说：“可以，我要给志愿军司令部打声招呼，让他们照顾你。”他就下了决心，真的写了一部小说，写上甘岭的事，这部小说叫《无名高地》。

那时，朝鲜客人很多，大家都喜欢喝酒。有一次他醉了酒，回来很晚，这件事叫周总理知道了，第二天就批评他。我父亲回来，头一句话就跟我妈妈说：“今天被批了一顿，总理批评我了，昨天晚上醉酒，总理批评我了。”从那以后，在外交活动上喝酒他就很小心了。有错，周总理就批评他，周总理对他关心无微不至。

有一次，我父亲有一点感冒，我妈妈就给他一点药吃。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见了妈妈，严厉地批评她：“你怎么敢自己动药，他是国宝，他生了病，你要送他进医院，你不能自己来。”当时我妈妈很委屈，可是周总理还是说：“这不行，你第一要报告我，第二要送他进医院，我们大家要很好地保护他，爱护他。”

我觉得，我爸爸在“文革”中忧心忡忡。有一次他自己吐血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以后，他非常想见周总理，但是他考虑到周总理太忙，情况又非常复杂，他没有说话。他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学生用的小本子，上面写了一句话：“总理你不要来看我。”他实际上很想让周总理来，两个人再进行一次掏心窝的谈话。他绝对把周总理当成最贴心的人。

对我父亲来说，发生了天大的事，最大的事，最难办的事，主心骨都是周总理。当然他最后的信息是没有发出去，周总理不知道，他突然就去世了。他的去世是一个大的悲剧，他跟周总理之间的友情突然断裂，对他来说是重大的悲剧，这悲剧果然压在活下来的周总理身上，导致他重病的时候，他的思绪很容易回到我父亲身上。

我觉得我父亲和周总理之间是生死之交，是值得长久地流传下来。

周总理是历史巨人，也是我父亲的最大知音，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