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比较文学已经被认可的方法论，反对它对文学题材随意的区分、在文学渊源与影响问题上机械的概念和动机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批评我的人中有一位指出，我对比较文学中这些偏狭的批评从1920年代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观察显然是正确的。1920年代当我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学生时，我就强烈反对我的一些老师所持的唯事实主义立场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在我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第一段中，我就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意大利的克罗齐和德国的狄尔泰及其追随者们。我第一次来美国是1927年，当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院，我发现那里新人文主义运动盛行，人们无所顾忌地表达着与我同样的不满情绪。我好几次去看望保罗·埃尔默·莫尔，他借给我几本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写的书（我至今还记得纳撒尼尔·考德威尔的《主的蜡烛》，我还阅读了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欧文·白璧德的著作。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问世于1908年，至今一直是抗拒19世纪崇尚博学的最强有力的利器，白璧德认为那种崇尚博学的思潮与德国学界迂腐的学究气如出一辙，是十分有害的。他预言说，“比较文学如果不能严格地成为一种从属于人文标准的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最琐屑无聊的科目”。哈利·列文（HarryLevin）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欧文·白璧德讲席教授不仅是对白璧德表达敬意，也是保证哈佛大学能够继承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勒文理解的“人文精神”与白璧德的原意可能不尽相同。人文主义的确切内涵正是教堂山会议争论的焦点，也是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争议的焦点。

1930年我回到布拉格，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是布拉格语言小组的成员，因此有机会接触并熟悉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教义。目下在哈佛大学做教授的罗曼·雅各布森那时正在布拉格。雅各布森是一个机智、尖锐的批评家，对文学史研究中那种扩张的、混乱的方法论，对文学史力图混淆于总体的文化史的欲望以及缺乏对单个的、具体的文学艺术品的关注等弊端多有抨击。1935年，我到英国，又接触了利维斯和《细察》小组的成员，他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同样十分强烈地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现状的不满。1939年我移民美国，加盟艾奥瓦大学英文系的教师队伍，发现该校文学院院长诺曼·福斯特是一个坚定的新人文主义者，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仁奥斯汀·沃伦。沃伦曾经是白璧德的学生，后来在普林斯顿结识了保罗·埃尔默·莫尔，不过从那以后便转向一种类似于T.S.艾略特和新批评家们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