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奥瓦大学，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冲突非常尖锐，甚至极端剧烈。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沃伦碰到系里一个颇受人尊敬的教授，一个优秀的文学史学者，我们建议他在撰写弥尔顿和17世纪英国文学史的同时，也能写一些文学批评。他立刻满脸涨得通红，对我们说，这是他平生受到的最厉害的侮辱。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学术时空中，我被认定是一个批评家，我参加了诺曼·福斯特编选的《文学研究》一书，此书于1941年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撰写了其中的“文学史”一章，此章在许多方面都是在我1935年为《布拉格语言小组文集》写的“文学史理论”一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沃伦先生和我本人对福斯特编选的这本书不甚满意。我们觉得自己上错了船。我们虽然赞成福斯特反对时下经院派学术研究的许多看法，也愿意教授他设计的人文主义课程，但我们却不能认同他编辑此书的新人文主义立场。现在，范围广阔的世界文学课程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而此前漫长的岁月中，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一直是荷马、《圣经》、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我本人教的是“欧洲小说”，以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为开端，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终止于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但我却不记得我把此课称做过“比较文学”。

我和沃伦最终合作撰写了《文学理论》一书，此书完成于1944—1946年间，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1月才出版。此书的最后一章原先曾以“研究生院的文学研究：诊断与处置”为标题发表在《斯瓦尼评论》（1947年10月号）上，此文思索了“二战”结束时学界的情势，建议对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进行特别的改革，其中一条是建立比较文学系，并使其变成“总体与国际文学系，或者简称文学系”。我们曾希望，比较文学系能够“变成这一改革的核心，应该主要在英文系和其他现代语言学系展开，其最终的博士学位只是文学博士，而不是英语、法语、德语等不同现代语言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