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欧洲的节目都比较像。我们的节目变化就很多了，我们穿着苗族的民族服装，头饰一戴，叮叮当当，所有人都看我们。我们三个人唱无伴奏的侗族歌，声音非常自然，然后有个八岁的小女孩儿把古筝一弹，西方人喜欢得不得了。我们每表演完一个节目下去就要换装扮，头饰要换，衣服要换，我们的舞蹈变化也很大，有时候在肚子上画脸谱，还带个箩筐，特别幽默，很有民族文化气息，我们每个节目都很不一样。我们也看别人的演出嘛，但发现还是我们的节目最独特。

那时中国物质还很贫乏，我到了法国后看到超市，那时中国没超市嘛，我觉得超市怎么这么丰富啊，里面还有矿泉水，想不明白为什么水要放在瓶子里卖，我们买不起，特别贵。但我们没有自卑，没有像在上海那样被看不起，在法国我们很受欢迎。

在法国的那段时间，我们吃不惯人家的饭，晚上吃方便面，没开水，我们专门请华侨给我们准备了热水壶。可袋装的方便面怎么泡呢？那时候哪有碗装的方便面啊。我们就把一个矿泉水瓶子剪掉一半，把方便面放里面泡。然后十几个人排队泡面。尽管那段时间比较艰苦，但那时候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世界和自己的文化，我变得特别自信，那时就有了一个理想：我就是要唱有民族的根的中国歌。

在法国有空时我就写日记，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我从小就爱思考，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唱民歌会有世界性。有首歌叫《有首歌儿就是我》，歌词是：“天上的星星多呀，多呀多呀多，有颗星星就是我，我的歌儿要飞北京，我的歌儿要飞向全世界。”这大概就是我的梦想。

在法国昂热演出时，我还遇到了可能是我第一个心仪的男孩儿。我和两三个孩子，住在一对法国夫妇家里。我管他们叫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名字我也记不住。之前那两个特别帅的波兰男孩儿，也住别人家。有一次法国爸爸妈妈说，今天约了那两个波兰男孩儿过来玩。我们三个女孩儿乐坏了，正是那两个我们觉得最帅的男孩儿！他们一个叫西蒙，另一个叫Wildek（音译），我在日记本上把他的名字写作“唯有待客”。

西蒙特别喜欢我们三个里面的一个侗族女孩儿，她是原生态的侗族人，皮肤较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劲儿。西蒙特别喜欢她，什么时候都追着她。有一次，我推开他们小屋的门，发现他们四个人在那哼着《婚礼进行曲》的前奏玩游戏。我很难受，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不被看上的，就坐在我的房间里伤心地写日记。我永远也没有忘记这段浓浓的爱意，那时候的记忆太深了！我甚至怀疑今天我爱上老锣，是不是和那段青春的记忆有关。

我们跟波兰团的关系一直很好，走到哪里都是一起。常常是我们的巴士在前面，他们的巴士在后面。有一次演出完，一出门，发现他们的巴士不见了，他们走了。所有的女孩儿都哭了，大哭。我们的领队是当时少儿司的司长刘浩民，是个可爱的老头，他说：“哎呀，这就是你们蒙蒙眬眬的一瞬间啊。”

那时我正处十一二岁之间，正好是个坎儿，要告别儿童时代进入少年时代。那次回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波兰男孩儿，但在我心里那个波兰男孩儿永远都那么帅。他们特别有男人味，帅得有骨气，他们在舞台上一仰头，一点都不阴柔。

从法国回来后，我成熟了很多，告别了儿童时代，进入了少年时代。可贵阳太小了，我不满足，我想见新的东西。于是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离开贵阳。

16岁时，我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在附中开始正式学习民族唱法。在音乐学院一学就是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