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70年代成立音乐学院时，因为音乐学院需要有它的标准，所以有批老师去苏联学，把西方的唱法带入中国。怎么考？考进来是什么标准？考进来后怎么教？毕业、期末考试怎么考？当时所有的标准基本都是按西方的音乐学院搬进来的。原来中国民歌更“扁”、更明亮，因为是在室外唱的，明亮的音色才能传得远。后来老师开始教真假声混声的唱法。它实际上是以西方声乐的歌唱技巧为审美标准，加上一些中国的音色和韵味。是中西结合的声音。

我进入音乐学院附中以后，学习的就是这种唱法。也是在这里，我幸运地遇到我人生的第二个导师或者说偶像——邹文琴老师。邹老师是非常有修养的大家闺秀，说话轻柔，皮肤白净，个子很适中，永远特别得体。

我记得上老师的第一节课，是在1992年9月14日。站的姿势老师有要求，做哼鸣练习，她还特别强调“气”，说一个人没有气，就死了，唱歌的根本是用气，做人也要有骨气。

我从跟她上第一节课开始记笔记，从未中断。从声乐练习到做人的道理，再到自己的感受，几乎什么都会记录。比如有一段记录了老师的话：“把练声当作一种唱歌，有内容，有情感。”还有我自己平时的感受，其中有这么一段：“钱钱钱，一切都是为了钱，它像是一个帅小伙，让每个女孩儿投入怀抱，像一条美女蛇勾引每一位男士。我没有钱，也不漂亮，只有靠双手去争取，但决不乞讨。”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正面临我妈妈“下岗”，我还有个弟弟，家里比较拮据，当时为钱的事情陷入苦恼……现在翻出这些来，我还是会感动。

中学毕业后，我被保送上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还是跟邹文琴老师学习。她从来不收贿赂。很多学生为了考上，给她钱，她都放信封里，让我寄回去。她还不准我们“傍大款”，宁愿我们没名气，也要做个好人。

我从邹文琴老师身上，学到了傲骨。但有傲骨的人，就容易受到排挤，因为不随大流，没有时间搞关系、拉帮结派。我看到了老师被整的过程：参加比赛时，她的学生分数就会低，有时连比赛名额都没有份儿。

邹文琴老师有一次甚至对考生说：“别当我的学生了，否则你容易考不上。”我幸运地从16岁开始跟她学，一学就是七年。学到了她干净的声音，也学到了干净的心。当时只恨自己没有一双翅膀去保护她，她却总对我说要我保护好自己。我一直都记得老师的话，所以我和老锣的路这么顺，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保护好，不受干扰，不怕权威。

大学毕业，我考进了中央民族乐团——以第一名的身份。中央民族乐团是很好的乐团，可以和大乐团合作，而不用伴奏带，这个机会是在别的歌舞团没有的。我不得不说，大学毕业时我做了场非常棒的音乐会。那时候要求大学毕业参加毕业音乐会就行，每个人唱几首。但我自己搞了场独唱音乐会，而且不是在学校教室，是在北京剧院，全部都是我策划的，包括整个音乐会上唱什么歌，请什么主持人，穿什么服装，怎么安排观众的票……因为北京剧院要几千元租金，我也没这么多钱。但是很多老乡都来买票，这样就能抵租金。我上半场唱贵州民歌，下半场演《窦娥冤》的“托梦”，女儿托梦给爸爸那一段，唱得观众都流泪了，我也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