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899年）

1895年的战争与和平，终结了清王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割让了台湾与澎湖列岛。此外，她还同意分八期支付二百万两银子的赔款，实际上将她的海关降格为日本的债款征收所。她还允许日本，并通过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允许其他许多国家，在她的国土上建设工厂，于是开启了一个索尔斯伯里爵士（Lord Salisbury）称之为“特许权战争”的时期。不过，这场战争更深层的影响，是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慌感，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自强运动”或“同治中兴”的彻底破产。

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的文明起源于中国。日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日本人虽被认为和中国人同种同源，但其身材较矮。日本的现代政策是与其大陆邻国的计划同时起步的，而中国竟然在其手上吃了这个难以置信的败仗。在此之前，中国从未遭到亚洲国家的欺侮。这种耻辱犹如泰山压顶，令人惊愕，而中国的政治家们却完全陷入绝望之中。

在同治中兴时期（约从1865年至1985年），中国训练了新式军队，组建了海军，建设了兵工厂和其他工厂。有了这份保险，中国享受了近三十年的和平与秩序。只要淮军与北洋水师占有优势，这个朝代就是安全的，因为帝国的疆域及其邻近的地区都处在其保护之下。这就是李鸿章极不情愿接受日本挑战的原因。对这些作战部队的真实力量缺乏具体了解的那些人，谴责他，迫使他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还在他声望扫地之后，将他送往海外去做漫长的旅行。他空缺出来的总督和北洋大臣之职，由王文韶接任，但实权落入了荣禄——军队的满人统帅之手。此人当前的任务，就是跟其他决策者一起，设法恢复帝国京城的安全。在政府内部，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募练一支新军；朝廷之外，学者们大声地批评“自强”政策，主张激烈的政治变革。在许多可用的材料中，我们只需摘录两段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李鸿章壮年受国防之重寄，而甲午之耻之失，令其落为夷人之笑柄。其后侈谈洋务者，无不遭人耻笑。

以及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如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

这时出现了两种思想流派。一派盛行于政府圈内，继续认为传统的社会与政治体制是完美的，但是承认中国的军事弱点。他们说，中国所需的只是一支现代的更有效率的作战部队。在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得到新组建并已扩张的海关机构的财政支持，后者每年为政府提供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收入。如今这些财政来源一一抵押给外债了，所收的税款用于支付给日本的赔款。没有了这些来源，新的作战部队不可能比老的更大，而且只能局限于正规军内。这就导致了驻扎在北京附近小站的“新建陆军”的兴起。另一个思想流派激进得多，因为它主张采用立宪制和彻底的政治改革。持这种想法的人们拒绝相信腐朽过时的行政机器会有什么新的措施。这最终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达到顶峰。无论是在新军还是在变法中，袁世凯都发挥了他的作用。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支新建陆军。

1884年以前，中国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分为两个水师，即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在1884年的抗法战争中遭到重创，北洋水师则在十年后为日本所灭。如今财政拮据，中国发现自己无法唤醒成为海上强国的梦想。另一方面，现存的军队包括数量庞大的弓箭手和长矛手，装备了一些过时的毛瑟枪，再加上甲午战争后留下的淮军残余部队。中国事实上已经养不起这些军队，同时也无法训练一支新军。但是，国内的形势要求保留前者，而外国的压力则需要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