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陆军继续成长壮大，与此同时，张之洞的自强军在汉口与武昌成立，而聂士成将军的武卫军也在组建之中。聂士成的部队多达近万人，但在操练和装备上无法与袁世凯的部队匹敌。然而，由于各个方面的努力，帝国的防御正在逐步地巩固。1898年初，京城周边驻扎了五支部队。聂士成将军守卫天津的入口；宋庆将军守卫北京的东北关；荣禄自己的部队拱卫京郊；董福祥将军在冀州附近，而袁世凯本人在小站。尽管小站的部队号称最强，但他们尚未经过战斗检验。何况，他们的指挥官是个精明的男人，非常清楚这支部队对其地位的重要性。新建陆军对于袁世凯，如同淮军之于李鸿章，湘军之于曾国藩侯爵，或浙军之于左宗棠。他很清楚，淮军的失败与李鸿章的垮台同时发生，绝非巧合。另一方面，他呆在朝鲜的日子，使他能够近在咫尺地观察到，两个国家由于固执坚守传统的方法，拒绝根据时代的需要采用新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因而走向了衰落。因此他也充分知晓彻底变法维新的必要性。

的确，自从1895年之后，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在日益增加。康有为，当年进京参加会试的一名“公车” ，和另外一千多名考生一起，向皇帝上书，要求立即变法。他和他的同志，包括梁启超与谭嗣同，还在全国组织了许多学会，以促进这项事业。袁世凯加入了其中的一家，以此表达他的支持。但是他明白，有一道底线他是不能逾越的。他不会将他的军队与变法者的命运融为一体，从而危及他的地位与前途。

在1898年6月以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六次上书朝廷，给皇帝递呈了论述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以及有关波兰与土耳其悲剧的论文。这些文章都被送到了南书房，德高望重的大学士翁同龢怀着敬畏而钦佩的心情读了这些文字。主要是通过翁同龢的倡导，皇帝决定采用这位庶民所提议的激烈措施。在《马关条约》签署之后不久，年轻的统治者与其年迈的师傅讨论了变法维新。然而，这个消息泄露了，皇太后剥夺了翁同龢进入南书房的特权。这个温和的警告终止了最初的企图。从1895年到1897年，“特许权之争”开始了，英、法两国侵犯中国在西南省份的主权，到了1897年底，德国军队占领了青岛，其借口是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曹州为痛恨他们的民众所杀。中国突然感到了被肢解的恐惧，康有为赶到京城，再次敦请变法。由于有翁同龢在宫内做工作，又有他的“赫胥黎” 梁启超在宫外活动，变法运动聚集了势能。翁同龢奏荐康有为，说他胜过自己一百倍，建议由他来指导全国的事务。康有为于1898年1月29日呈递了他那最著名的第六封上书。

康有为所提议的变法，其终极目标为富国强兵，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寻求的政策并无二致，维新派的经济纲领也是如此。但是，在一个主要的方面，维新派是与保守派对立的。后者将1839年以来所有入侵的外国列强视为蛮夷，认为他们尽管具有军事力量的优越性，却是劣等文化的国家。因此，按照保守派的看法，中国所需的不过是拥有同样的枪炮和战舰。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观点有所改变，但绝没有走到承认中国文化劣势的地步。维新派则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将西方的繁荣与强大归功于更有效率的管理和更为活跃的文明。如果中国打算维护自己的完整，赶上西方世界，就应该改变自己，但不能像李鸿章与张之洞那样零零碎碎地改变。仅仅“弥缝”是不够的；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因循守旧”。维新派建议皇帝坚定地宣告变法，改变科举制度，设立起草宪法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