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现场向个体情欲的迁移

“70后”生活的时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乌托邦的梦想已经破产，那个笼罩个体生存的宏大历史叙事显出了荒谬的性质。人们纷纷从社会的广场退回自家的后院，开始另一种人间烟火的梦想：丰衣足食，出人头地。他们不再背负天空与大地，不再背负任何身外之物，他们只愿意背负自己本身。而所谓自己并非精神本体，而只是一具肉身。当然，这个肉身捎带着一个血缘共同体——家庭。因此，历史变轻了，个人变重了；灵魂变轻了，物质变重了。

然而，在物质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在人口密密麻麻的极其拥挤的国度，如何找到一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肉身，满足从中滋生出来的种种欲望，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70后”从很小时候起就开始被压担子。升学、就业、住房三大事物就像大山一样倾斜过来，使他们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危机的旋涡之中，个体生命的承担变得十分困难。为此，他们投身于滚滚飞扬的尘埃里，不再抬头仰望天空。

“70后”成年的时代是90年代，是中国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这是一个不仅仅财产商品化，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包括政府权力和人的身体成为商品的时代，一个任何事物都可以论斤出卖的时代，一个物欲与肉欲横流的时代。社会保障尚未建立起来，生存基础薄弱的人们很难守住道德的底线，而上一代人身上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道德遗产，成为一个人轻装上阵投身生存竞争的羁绊。因此，这也是刑事案件高发的时代，一个道德沦丧与人格污秽的时代，人们耻于谈论信念、操守与良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体承担自身的重量，其压力不亚于甚至是超过整个社会历史的重量。因为过去对历史的承担是一种集体的共同承担，可以推卸给他人、社会，而现在对自身的承担是一种个体完全责任的承担，具有某种不可推卸性。

作为时代的产儿，许多“70后”作家不仅不去探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反而以一种叛逆的方式企图切断这个关系，以便更加充分地投入私人生活领域，浸淫于自身的情欲之中。就像当年“50后”满怀豪情地投入社会的广阔天地一样，“70后”差不多是全心全意投入个体的情欲之中，并以此作为生命的解放和对前者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