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70后”作家在文学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欲望的书写，他们所制造的文学轰动也在这个区域。他们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比他们的前辈更富有市井性，也更具身体性，更贴近地面的尘土。他们笔下的人物，男的往往是西门庆，女的差不多都是潘金莲，就是少了武松与林黛玉。而西门庆与潘金莲都成了正面人物，林黛玉与武松即便出现，也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从木子美、棉棉、卫慧到冯唐、盛可以等，从欲望的消受到生理器官功能的交换，都没有任何的羞耻感，连羞涩都找不到。乱伦的行为不再受到道德的批判与谴责，而是作为一种美景来加以抒情，作为一种节日狂欢来加以庆祝，并且以一种放肆的姿态来表达对道德观念的蔑视与叛逆。他们的文字成为这个时期人性状况与流向的忠实记录。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让身体情欲获得一种无辜的乃至正义的性质，让它挣脱观念的缰绳，在野地里狂奔起来。在他们的书写中，人们对身体的消费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自由的宣言。

确实，在宏大历史叙事被解构之后，人对自身个体的回归，最终是对身体的回归，因为肉体里有没有灵魂，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质疑。实际上，在后现代文化视野里，灵魂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被取缔，包括它的附属品——道德与人格。如果肉体里没有超越性的存在，对肉体器官功能的浸淫就成了生命最后的晚餐，旁人可以不出席，但没有理由谴责。然而，将肉体器官功能的浸淫当成最后的晚餐，并将其夸大为生命至高无上的福祉，并极尽其能事地加以渲染，总给人一种活到头了的末世感，看不到责任与希望的存在。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不可能像纳粹党卫军的队列那么整齐划一。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产量太高，超过了任何个体的阅读量，也超出了我的阅读覆盖面；也许是媒体传播的选择性遮蔽，除了欲望书写方面的突出表现，我还找不到“70后”作家的第二性征。总体而言，这一代作家尽管数量可观，但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显示出鲜明的个体差异性。